不讓任何人孤獨面對死亡
    中國大陸清華大學附屬北京清華長庚醫院疼痛科主任路桂軍，因從小不忍心愛一隻小狗意外死亡，以及醫學大學畢業當實習醫師時，那時一個和他年紀相仿的青春女孩，臨終前她的眼睛一直瞪著路桂軍：無言的吶喊與求救……豈料病床上的她逐漸喪失了意志和呼吸，路桂軍內心充滿了恐懼與無助。
    這兩堂生死教育課，讓路桂軍立志終身奉獻安寧療護、生死教育與臨終關懷——不讓任何一位臨終病人：孤獨面對死亡。
    路桂軍不但研讀全球安寧療護、臨終關懷、生死教育等所有書籍，而且參加國際安寧療護、臨終關懷、生死教育等所有研討會、短期進修、論文發表、深入見習。
    尤其，特別借鏡同文同種寶島台灣的安寧療護、臨終關懷、生死教育，讓中國大陸的安寧療護在各地三甲醫院萌芽，也讓臨終關懷與生死教育，在中國大陸各級學校、志願者團體中紮根。
    路桂軍帶領投入安寧療護、臨終關懷，以喚醒所有醫師結合護理師、社工師、心理師、宗教師、志工、病人家屬以及病人，展開全心、全人、全家、全程、全隊等五全的身心靈完整照顧，免除末期病人身心靈痛苦，以維護每個人生活品質與生命尊嚴。
    路桂軍也帶頭投入生死教育，亟盼把從佛系、內捲到躺平的年輕人——拉回真實世界。
    當下，年輕世代，對周遭事物疏離，最有感情的，就是手機。
    面對社會結構、核心價值、經濟體能等快速改變，很多人不知何去何從，憂鬱的年齡層，不斷往下降……
    要解決這個問題，一定要靠生死教育，讓每位孩子，都懂得生命的意義與價值。
    富足家庭父母，要教導小孩——認識不如自己的人。
    家境不好的弱勢孩子，要學習如何面對生命的挫折。
    社會走向M型化，富裕這一端：如何理解弱勢那一端？弱勢那一端：如何詮釋生命對自己的挑戰？這種能力，比考試一百分都重要。
    生死教育，是最重要的教育。
    每個人，都要好好認識自己、別人和自然，尤其，在社會變遷、價值崩潰的當下。
    生命，本來就最多元，可以跟別人不一樣。
    生命，只要體驗，只要實踐，人人都會改變。
    將來的競爭，都不是單一一個人可以完成。
    真正的競爭力，就是團隊共同合作，找出問題所在，然後分工完成任務。
    路桂軍堅信：未來的任何企業、機關、學校、NGO等等，最需要有團隊精神的人才，生死教育，最能讓年輕人體會多元，產生對團隊的附著力。
    最特別的，2021年清明節時，也就是全球各界包括中國大陸談疫色變高峰時段，路桂軍別開生面為自己策劃了一場「葬禮」。親身體驗了：故人沐浴、親屬告別等全部過程，真實完整體驗了死亡的感受。路桂軍表示：躺在那裡，內心特別渴望自己像活著一樣，被世人溫情對待。
    路桂軍這場親身的葬禮，全程視頻，累積了全球5億多人點閱分享，深受各傳媒評價為最成功的生死教育觀摩活動，感動中國大陸，轟動世界。
    由是，路桂軍為不讓任何一位臨終病人——孤獨面對死亡，也不讓任何一位年輕人——永遠躺平。他以中國大陸疼痛科權威醫師挺身而出，號召全國三甲醫院設置全心、全人、全程、全家、全隊的安寧療護、臨終關懷病房，也號召全國各級學校納入生死教育課程，依據不同個體成長的不同階段，針對性地進行，並應在宏觀、中觀和微觀等不同層次上展開，構成一個完整性安寧療護、臨終關懷、生死教育系統工程，進而有針對性地解疑釋惑，將安寧療護、生死教育、臨終關懷內容，轉化為困惑者的自我生命理解與自我生存教育，幫助人們，更好地實現和提升生命自覺，也更好貫穿生命成長的全過程，為無數新生命，更加健康地成長——發揮更加積極地生命正能量，不愧為「中國大陸安寧推手」，從全球各界推薦3683位熱愛生命獎章候選人中脫穎而出，榮獲台灣周大觀文教基金會「2025年第28屆全球熱愛生命獎章」。
尋找全球233個國家的生命鬥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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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教育和症狀管理是「托舉」安寧療護的關鍵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定義，安寧療護是對沒有治癒希望的病患所進行的積極而非消極的照顧，對疼痛及其他症狀的控制，儘可能提升病人和家屬的生活品質到最好程度。WHO數據顯示，由於缺乏安寧照護和止痛治療，每年約有1800萬人在疼痛和痛苦中離世。
    路桂軍表示：在中國人的日常和文化裡，死亡是個相對禁忌的話題，大家不太願意公開談論。死亡話題如果連談說空間都沒有，就幾乎沒有做的空間。
    一個人面臨生命的最後一刻時，如果無法妥帖安頓自己的身體，照顧自己的心理，處理社會關係，尋找生命意義，就不可能是「善終」。
    目前中國大陸安寧療護事業的開展，在社會人文基礎上還有欠缺，所以生死教育非常重要，它是安寧療護的土壤和起點。
    另外，目前中國大陸的醫療體系、政策基本上是以治癒性治療爲主。對一個醫療單位的評價指標，比如治癒率、病死率、牀位週轉率等，都對安寧療護專業不太友好，臨終患者的醫療選擇還很有限，臨終體系的建立還需要一個長時間探索的過程。
    但路桂軍也經常鼓勵安寧療護醫護人員，任何一個學科要發展都有一個投石問路的過程，他們就是那個問路的石頭，希望多積累一些臨牀經驗，爲成熟的安寧療護政策法規和標準制定，爲適合國情的安醫療護發展做好前期工作。
    《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強調，要實現從胎兒到生命終點的全程健康服務和健康保障，加強安寧療護等醫療機構建設。
    路桂軍表示：安寧療護從鮮爲人知，到各界熱衷嘗試性開展，是一個逐漸走向成熟的過程。
    1990年初，路桂軍在河北進入臨牀工作時，接觸到很多腫瘤終末期的癌痛患者。這些患者在生命盡頭，除了疼痛等身體症狀外，還面臨心理問題，社會關係問題，生命意義尋找問題。
    1998年，路桂軍當時所在醫院的病房，就設置了6張臨終關懷牀位。此後，臨終關懷、喘息治療、緩和醫學被統稱爲安寧療護，並獨立爲一個學科。安寧療護發展需要有前期積澱，現在他們不光是理念上的關注，從技術培訓、人員配置等方面，也都在逐漸完善中。
    中國大陸的安寧療護機構超4000家，不管是數量，還是廣度上的進展，都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起碼社會有需求，政府關注到了，醫療資源也開始配置了。
    路桂軍早年間看到很多醫療機構，雖有安寧療護的科室設置，但裡面住的很多都不是需要臨終關懷的患者，現在機構收治的患者匹配度，也越來越高了。
　　但中國大陸人口衆多，所以4000家機構，還遠遠不夠。安寧療護服務質量的提升，也需要一個逐漸成長的過程。
    安寧療護機構，應能下沉到社區，下沉到一甲、二甲醫院，但目前國內對臨終關懷有較好認知的人群，往往平時的就醫機構不在基層，而是在三甲醫院或教學醫院，政策的下沉和民衆的需求還存在錯位。
    路桂軍認爲，安寧療護機構應該根據國情發展三級聯動，讓患者「上得來下得去」，不論從機構數量，還是機構之間的聯動上，都能滿足患者的實際需求，才能真正把中國大陸的安寧療護服務「托起來」。
    路桂軍表示：安寧療護的基本屬性還是醫療屬性，離不開醫療。不是說只要有愛心，想關懷一個人，就能解決所有問題。首先，大家要確保病人身體舒適。在身體舒適的情況下，心理才能平靜平安，才能妥帖處理各種社會關係，道愛道謝、道別道歉，與世界和解，尋找生命的意義。
    路桂軍曾有一位患者，在生命盡頭交代家人，死後要在墳上種一棵樹，掛上「無痛」的牌子。很難想像一個疼痛難忍的病人如何談及圓滿；很難想像一個疼得輾轉反側，痛不欲生的患者如何接受人文關懷。
    因此，症狀管理是安寧療護服務的基礎，人文關懷是主線。症狀管理需要技術層面的支持，如口服嗎啡、皮下靜脈、神經毀損、頑固性腸梗阻的症狀管理，以及口乾、疲乏、認知障礙等，都需要醫療干預。
    目前安寧療護面臨的一個痛點，是麻醉性鎮痛藥的可及性較差。基層醫院鎮痛藥保障不足，民衆對麻醉性鎮痛藥的使用也感到緊張，擔心成癮和依賴。將安寧療護理念的醫療屬性向前推進，面向癌症終末期患者，提高藥物可及性，才能真正托起人們的「善終」。
    路桂軍表示：有一位腫瘤患者，家庭經濟情況非常好，各方面都是積極治療，積極手術、電療、化療，最後大概四個半月就告別了這個世界。但他的病友，兩人病情差不多，年齡也相仿，在他去世之後，仍然在正常生活。當患者機體狀況較好時，積極抗腫瘤是可取的，但當機體狀況較差時，過度治療反而會透支健康，可能加速患者離世。
　　路桂軍病房有另一個姑娘，是國內知名高校的學生。生命盡頭，她的願望是捐獻遺體。路桂軍問她有沒有想對醫學生說的？她說要謝謝他們，因爲自己想當老師，最後通過遺體捐獻，他們幫她實現了願望。大家會發現這個美好的願望，對生命價值的體現，超越了很多普通人對生命的理解。
　　所以對於腫瘤疾病終末期治療，路桂軍倡導的治療方向，其實有兩個：第一個延長生存時間，第二個提高生活質量。
    當延長生存時間的道路，再無可能的時候，關注生活質量，也是一條寬廣的大道，能給患者最後的人生時光，帶來尊嚴和尊重。
八方支援．力挺善終
    路桂軍表示：大多數臨終病人恐懼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不知道死亡如何來臨。在生命後期，病人並不需要過度的診治，而是希望能在疼痛舒緩的基礎上，被愛和關懷保護，有尊嚴地步入另一個世界。而這正是安寧療護的意義。
    誰來決定癌症病人最後死亡的方式？
    疼死，還是一口痰憋住，窒息一樣死去？
    路桂軍難能可貴之處是，在沒有接觸這門學科之前，就以疼痛科醫師的身份，迫切感覺到了晚期癌症病人，對於撫慰的渴求。 他知道，在一片哀嚎呻吟中，病人需要的不是治療，不是延命，而是疏解包括身心靈巨大的疼痛。
    他自身驗證了這門西方醫學，近百年發展的種種必要和各種學理。也就是說他短短幾十年的從醫師涯，證明了這門西方倫理醫學的結論：在生命後期，病人並不需要過度的診治，而是希望能在疼痛舒緩的基礎上，被愛和關懷保護，有尊嚴且可能不無遺憾地，走入另一個世界。
     安寧療護又稱喘息療法，最早發源於近代西方，被稱為「palliative care」（在日本、寶島台灣翻譯為舒緩醫學）。
    這門學科誕生於慈善之中，與「收錢治病」的現代商業醫學有本質不同。安寧療護前身，是12世紀歐洲出現的一種專門照料：朝聖途中病饑之人的驛站Hospice（安寧院）。
    1879年，柏林修女瑪麗．艾肯亥看到晚期癌症病人，疼之慘極而無人能收治照料，心生不忍，將其修道院主辦的安寧院，改為收容晚期癌症病人的場所，除了給予藥治，還用祈禱等信仰手段祛除苦痛……隨後，基督教世界裡的安寧院，逐漸變為專門療護晚期病人的機構。
    1967年，倫敦建立了世界第一座現代化兼醫療科技及心理照顧的聖科利斯朵夫安寧院。該院著手進行一系列的癌症的鎮痛研究及靈性關懷。這一年也標誌著現代安寧療護模式正式確立。
    30多年後，路桂軍開始從事疼痛診治，2007年調入解放軍總醫院疼痛科，一待12年，後又來到清華長庚醫院，組建安寧療護專科。
    30多年的從醫師涯中，他見過太多晚期病人，聽過多少這樣的哀求：「醫師你行行好吧，讓我安樂死吧！」
    晚期患者的病疼很可怕，尤其癌症晚期那種疼之慘極的樣子，恐怖如魘，印象難去。
    這種痛苦，不止於身體。路桂軍發現，身體疼痛緩解了，依然很痛苦。於是深有同感，這種痛苦不光含蓋身體，還涉及心理和社會等多種因素，感受複雜，比如生命被限期，卻有很多未完心願……
    一個人需要醫療關注的，並不僅是疼痛噁心、呼吸憋脹等，還需更多。這已經屬於社會人文範疇了，長期以來醫院不能提供，一直是空白，沒人從事，沒人干預。
    大多數臨終病人，都特別恐懼死亡這一個過程，他們恐懼的是不知道死是如何來臨，是疼死？還是一口痰憋住，窒息一樣死去？
    臨終患者是矛盾和複雜的，總是問：「我是不是沒多長時間了，是不是快死了？」他們希望得到相反的回答。
    醫師只能繞著說：「你不要多想，明天請個專家，後天請個教授，然後還有個方案，再來個會診……」，其實都是搪塞，醫師和患者都不能直面死亡問題。
    「但這個問題在患者心中，是揮之不去的，他要帶著這個陰影走完最後的路程。這也是挺殘忍的一件事。」路桂軍強烈意識到，這個空白極需填補。
    路桂軍從事這個安寧療護時，臨終關懷在中國大陸寥若星辰，沒有專業人士指導，他只能憑其本能的善良，傾聽病弱者淚訴，突然發現這其中有竅要，病者所需要的，正是他們所要解決的，於是沿著這條線索摸索前行。
    這實際上等於他和同事們，獨自走出了一條臨終關懷的路，雖然西方已經有大量的實踐和理論了，但基督教背景和儒釋道背景畢竟不同……
    路桂軍抓住了一點，可能是最重要的一點：從事安寧療護的人，必須有人性本善的質地，否則難以升起對病人的同理心和愛意。他一直向學生強調，沒有愛，是做不好這個安寧療護的。
    在這個安寧療護，心中無愛很難行走。他曾舉例，同時搶救一個20多歲的小夥子和一個80多歲的老者時，資源配置有限，先救哪一個？傳統醫療一般約定俗成地傾向於前者，而在他所掌控的安寧療護中，他平等對待甚至更傾向於後者。他的信條：弱者的淚水，是彌足珍貴的，在宇宙天地間靈魂，是沒有先後輕重的，相反，對待弱者的一點惻隱，要遠強於對待強者的大量施好。
    「癌症病人，到了晚期不要過度治療，甚至不要治療了，應該去想想如何善終——安寧地死亡。」
我們可以決定生命的厚度
    安寧療護「顛覆」了以往的醫學概念，過去認為，一個人得了病，就要進行治癒性治療，所有疾病都要治好才行，這就是醫學的目的。
    安寧療護的概念出現以後，有了不同的見解：有些病人不需要千方百計去「治癒」，而是要在被限期的生命中，提高生命品質。
    簡單直白地說，不是讓他活得更長，而是讓他活得更好。安寧療護關注的不是生命的長度，而是生命的厚度。
    路桂軍有一個發現，一些晚期患者，原來醫師都想盡辦法，去延長他們的生命，但眾所周知，在現代醫學所能達到的高度，效果往往有限。而對他們進行了安寧療護後，生命品質提高了，意想不到的結果是：他們反而活得更長了，這也出乎許多腫瘤科醫師的預料。
    路桂軍從2007年起，就在解放軍總醫院從事疼痛科工作，見過太多的癌症患者與病抗爭到最後一刻：「他們最後都死在了抗癌路上了！」
    路桂軍一直想說這個觀點：「癌不要抗，癌不是抗，就能贏的。」
    這涉及到了宗教和文化，其實在中醫和一些東方宗教裡，有一種觀點認為：癌不要與之對抗，它就是你身體的一部分，與它和平共處，或是更明智的生存之策。
    因此，癌症患者到了晚期，不要過度治療，甚至不要治療了！「病人可以緩一緩，慢下來，增加營養，緩解疼痛，好好休息，改善身心靈狀況，也可能反而出奇制勝，活得更長。」
    一個晚期病人疼痛難忍，而家人可憐巴巴，砸鍋賣鐵籌措費用，送到幾天就交來一堆單子的醫院。於心不忍，路桂軍會對他們說：「抗癌治療，是把雙刃劍，你殺癌細胞時，身體也付出一定代價，尤其到生命後期，就不要幹這種殺敵八百，自損一千的事了！」
    路桂軍有時很無奈，不是所有的病人和子女都能理解。向癌症「投降」、「聽天由命」？病人接受不了，認為是死刑終判；老伴子女也受不了，認為等於親手拔了維持親人生命的管子。
    生死教育任重道遠，於是，路桂軍做的更多的是生死教育，每週有兩三次去外講課的任務。看到他手機上半年的行程軌跡表，密如織網，覆蓋全中國大陸。有的線路，比如北京到廈門，北京到上海，粗重如樹，表示反復重疊往來。雖如此，從整個國家層面看，安寧療護的聲音，還是非常微弱。
    可悲的是，即使患者和家屬覺悟了，放棄無謂抗爭，想進行安寧療護，他們可能也找不到相關病房，找不到相關醫師，有的甚至付不起費用——安寧療護要求最好是單人病房，以便更好地進行疏導和安撫，心緒的寧靜，也需要空間的寧靜。當然比起晚期病人救治費的天文數字，安寧療護所需還是少得多，主要是病房費用，設備和藥物的施用已是很少了。
    這項安寧療護還沒在中國大陸普遍開展起來，大概只有一線城市、或沿海城市中的個別醫院有安寧療護病房。所以路桂軍一直呼籲有關方面重視這方面建設，讓人們知道，死時，是能莊嚴和舒適地走過奈何橋的。
    教育和呼籲，這是路桂軍不做一線醫師後，一直在做的兩件事。它們關係到，醫師、病人、家屬，互相祝福。
    路桂軍表示：「安寧療護講究的是身心社靈，身體層面要舒適，心理層面要平靜，社會層面有關注，靈性層面有超越。次序井然，不能逾越。」
    美國的生死教育，因宗教的關係，病人接受起來也較容易。臨終病房中的舒緩治療，對於許多晚期癌症病人來說，是其走向死亡前的必經之路。安寧的離開人世，而不是帶著痛苦。
從小善終到大善終
    路桂軍表示，隨著醫學發展，身體舒適層面，現在難度並不大，比如發燒退燒，疼痛用止疼藥，呼吸困難，就吸氧擴張支氣管，煩躁的時候，用點鎮靜藥，睡不著覺，就用點幫助睡眠的藥，大便不通灌灌腸，這一點也不複雜。
    如果覺得嗎啡等傳統止疼藥，有上癮和耐藥性的可能而產生疑慮，那麼現在早已有了比嗎啡等更好的止疼藥了，效果更好，成癮性更輕，這點已不用擔心。
    「何為善終？沒有遭遇橫禍意外，預先知道死亡時間，身體沒有痛苦，心中了無掛礙告別世界。」
   「身體層面夯實了，病人舒適了，就會有談談心理，談談社會的心情了。」
    中華文化中有一個說法：「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但要有一個前提，就是善終。不是善終，沒有善言。痛不欲生，哪有什麼善言可言。
    何為善終？路桂軍一再強調：沒有遭遇橫禍意外，預先知道死亡時間，身體沒有痛苦，心中了無掛礙告別世界。
    路桂軍希望每個人都能對生命有所安排，這也是安寧療護的目的之一，在這個基礎上，再進行靈性的超越。
    關於善終，路桂軍說中華文化的定義中有小善終、中善終和大善終。
    小善終，是沒有遭遇橫禍意外，身體沒有病痛，安祥告別世界；中善終，多了一個心中了無掛礙；大善終，是預先知道死亡時間，身體沒有病痛，心中了無掛礙，而且如果信仰某個宗教，在離世那一刻，會鼓樂齊鳴，跨鶴西遊。
    路桂軍表示：「其實我們中華文化，老百姓每個人，都發自內心希望得到這種善終。善終文化其實離我們不遠，只是我們沒有挖掘。」安寧療護，沿襲了善終文化。
    路桂軍表示：「我不鼓勵癌症病人堅強，忍疼苦熬，也不鼓勵病人與癌死抗，你抗不過它的，應與癌共存」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其實後面還有一句，「鳥之將死，其鳴也哀」。
    路桂軍表示：「許多老百姓就是鳥之將死，其鳴也哀。生命根本受不到重視，那種哀嚎，那種被漠視，生命後期的各種痛苦紛紛出現……我們中華民族認為忍疼是一種美德，還褒獎那種忍痛的人，你看這個人真堅強，生命到盡頭，斗大的汗珠掉下來就是不喊疼……」
    路桂軍表示：「我們做安寧療護的，最不鼓勵的兩點之一就是讓人堅強。憑什麼堅強？有計可施，並不是無計可施，為什麼讓人家忍疼呢？第二點不鼓勵的是讓病人與癌死抗。你抗不過它的，很大可能要輸的。應該與癌共存，它就是你身體的一部分。它像個微觀盆景一樣，既然有了就要接受，好好呵護它，最好不要長大，和平共處，最後共同告別世界。」
    路桂軍曾經療護過一位老人，年輕時真是風光無限，有很多了不起的事蹟，被她的團隊、她所在群體所敬仰，生命後期住進了安寧療護病房。她周圍的人和子女，她單位人總是跟路桂軍他們說，她是一個很閃光的人，身上完全是正能量，一個很堅強老人家。
    路桂軍有一天查房時，做一些安寧療護方面的談話，問老人最近還好嗎？她點點頭，追問她，是好還是不好？她沒再回答，只是一直謝謝。醫師說想知道你真正的感受。她沉默了一下說，那能好嗎？
    路桂軍想知道她病以後都產生過什麼念頭？她說，不說了，說了會讓大家大跌眼鏡。
    路桂軍看到了撬動她內心的縫隙，但她還是有些猶豫，她說：「你想，我的子女、我的單位、我的領導，都全心身給我看病，出錢、出人特別照顧我，天天來看我，都希望我能好。可我感覺我確實好不了，我要走了，我老說這些喪氣話，是不是傷了人家？我幹嘛給人添這個堵？」
    路桂軍安慰道：「他們可能需要您的正面形象，但是我作為醫師，我就希望您這個階段心裡是平靜平安的。您有什麼話想跟我說嗎？」
    長者終於下定決心要訴說了，這時她女兒在旁邊說話了：「唉，媽媽，我天天照顧你，你怎麼不跟我說？你想說啥您先告訴我吧。」長者於是不言語了。
    路桂軍不能失去這次療治的機會，就問長者：「您希望咱們倆溝通的時候，姑娘在旁邊還是先回避一下？」長者對女兒擺擺手，先回避一下吧。她女兒走到簾子後面。
    可長者每說到一些歎息之意，無奈的想法時，簾子後面就瓶碗咣啷，一聲聲響，好像很不願意她媽媽一輩子光輝形象，最後有一點弱點的暴露。
    路桂軍覺得很痛心，因為這位老人家走到生命盡頭，也沒有一個人走進她的內心：「她被封神了，下不來了。別人可能是安祥，但她走的時候，內心一定是不安祥的。」
生命最後一刻
    傾訴是心理疏解的重要途徑，在路桂軍這裡，似乎關乎到死後生命的延續。
    軍隊大院一位老領導生病後期，他的兩個女兒推他來找路桂軍看病，門診一直在開藥，疼痛症狀管理有效。問他怎麼看待這個疾病？
    老領導說：「還能怎麼看待，醫師你看看我的閱歷，打過仗，當過官，是局機關領導，什麼都見過了，你看我的孩子們也挺好，沒有遺憾，完全都放下了」
    「真的了無牽掛了？」
    是的，他笑笑。
    路桂軍有些不相信：「確實了無牽掛？」
    老領導女兒突然插話說：「你不是放不下我媽媽嗎？」
    這句話一下觸動了老領導的柔軟點，他突然老淚縱橫，哽咽地說：「陸醫師，我的老伴！我從農村出來當兵當幹部，可能是工作場景不一樣，老伴就是普通農村婦女，我一輩子看不上她，但是最後最放不下的也是她呀！」
    路桂軍真是很感性，每次分享這個故事時眼圈發紅了。
    生命盡頭要允許別人說出自己的故事來，這是心靈撫慰的一部分。
    老人家哭了，醫師也動情了，他們都心繫弱者，在共同的愛中，他們治癒和提升了。
    老領導後來又來過，路桂軍問：「你過去為什麼要把自己弄得這麼堅強呢？」
    老領導表示：「因為我沒有示弱的空間了，我的父母都走了，哥哥姐姐也走了，最老領導也走了。我去哪兒示弱？」
    父母在人生尚有來處，父母不在人生只有歸途。可以想見，老領導在絕症中的孤獨辛酸，只能把傷感移轉到從此將孤獨一人的老妻身上。這又是怎地一個人生淒涼！
    路桂軍經常告誡年輕醫師：「不管這個人經歷怎樣的風浪，有什麼樣的豐功偉績，我們都要把他想成怕死怕得要命的那個人，用心呵護他。」
    或許他是世紀老人，或許就是個乳臭未乾的小夥子、小姑娘，人文情懷你要平等無間地給予，只要關心他們，就一定有心靈間的溝通，一定會溫暖送他們最後一程的。
    2024年，中國大陸死亡人口是1110萬，但是真正得到安寧療護的只有0.3%。 路桂軍希望這個數字能變為1%，10%，30%……
    路桂軍他們後來提的口號是：「生命盡頭牽了我的手，我們安心一起走。」
    路桂軍解釋：「當你走到了生命最後一刻，仍會感覺到我們牽著你的那隻手，陪伴你，我們還在。」
    病人去世，路桂軍科室的醫師、護士都要送行，列隊鞠躬。有人出差未歸，回來後竟然主動到太平間補上那三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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