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全仁醫．亞洲第一
    王英偉於1956年8月29日出生，來自醫師世家，祖父王德光是廣州最早開設西醫院的華人之一，一家七口先後移民香港，開拓一條安身立命之路。
    王英偉19歲以香港優異成績入取台大醫學系，畢業後一心一意要到偏鄉行醫，40 年如一日，落地生根，從黑髮到白髮，先後擔任花蓮慈濟醫院家庭醫學科主任及心蓮病房主任、慈濟大學人文醫學科主任、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署長，現為花蓮慈濟醫院緩和醫學中心主任、慈濟大學醫學系教授。
    王英偉選擇一條人煙稀少的道路，帶著源源不絕的創意投入偏鄉巡迴醫療， 他還醫師兼司機，開著醫療車、跋山涉水跑遍花東，為偏遠部落、社區的病人看診。1996年，在證嚴法師的支持下，他創辦臺灣東部第一間安寧病房-花蓮慈濟醫院心蓮病房，並強調以「全人、全家、全程、全隊、全社區」的五全照護精神，把服務送到偏鄉每一個角落，可說是五全醫療的最佳代言者。
    王英偉不忘終生學習，為了讓花東偏鄉醫療能做得更完善，他以一年完成美國杜蘭大學公共衛生熱帶醫學碩士、並接著完成美國杜蘭大學公共衛生博士學位。在盧安達爆發內亂、無數難民逃離家園之際，他代表慈濟基金會與法國世界醫師聯盟合作投入盧安達救助計畫，是當時唯一的亞洲醫師。他也曾參與中國湖南、內蒙古及菲律賓、印尼等地的賑災義診。
    王英偉於2016年借調為衛福部國民健康署署長，致力推動全民「健康促進」， 特別是在「提升國民健康識能」、「健康社區」、「疾病防治」、「活躍老化」，並積極推動「慈悲關懷城市」，他也積極參與國際重要會議、與國外專家、學者交流，開啟國際合作，讓世界看見台灣。
    王英偉常說：「健康是一，其他是零，如果沒有健康，我們什麼事也做不了。」他19歲來來台便不曾離開，從一位偏鄉醫師到推動國家政策的署長，畢生以服務偏鄉、安寧療護、醫學教育、健康促進為職志；更以人本精神推動「五全」照護，守護全民健康，從樂活到善終，是他永遠不變的初心。此外，王英偉推動《預立醫療自主》、《病人自主權立法》，與民間單位、有志醫護共同努力，促使台灣安寧療護品質榮獲亞洲之冠，更培養醫學生以病人為中心， 讓病人活著的每一天都充滿希望，不愧為「五全仁醫」，從全球各界推薦 2954 位熱愛生命獎章候選人中脫穎而出，榮獲台灣周大觀文教基金會「2022 年第 25 屆全球熱愛生命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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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歲跟著爸爸到香港
    王英偉4歲時，跟著父親王鴻恩離開家鄉—廣州，父親前往香港開拓，先將他留在澳門奶奶家，他在澳門讀了幼稚園，兩年後，父親把王英偉接到香港同住。
    在父親的安排下，母親也帶著最小的妹妹從廣州前往澳門，再到香港，大時代的變動讓年僅小學五、六年級的哥哥和兩個姊姊被迫提早獨立，三個小兄妹互為依靠，獨自搭船前往香港，當他們順利抵港時，父母親總算放下心中大石，一家人終於團聚了。
    這是分了三趟旅程、時隔兩年才換來的相聚。他們告別了祖父在廣州創立的醫院，也告別了寬闊宅院。王英偉的父親考上香港公職醫師，一家七口在香港展開新的人生。
    王英偉的父親、祖父都學醫，祖父王德光更是廣州最早開設西醫院的華人之一。他精通外科、內科、兒科、婦科，尤其擅長外科手術，在廣州創辦「王德光醫院」，救治無數病人，更常為貧苦人看病。他總要病人先治療、先吃藥、後付費，有困難的就不收診治費，常被在地鄉親譽為「萬家生佛」，猶如人間菩薩。除了樂善好施， 傳言他「開刀不開口」，總是謹言的王德光卻有著仗義行俠的底氣。
    他曾在淞滬抗日戰爭時，不畏艱險，前往上海支援軍隊的救護工作。
    1950年春天，王德光因胃疾赴美國醫治，不幸於同年五月病逝紐約。
    「我出生時，祖父已經往生了，不過聽了很多他的故事—對病人、對當地的民眾都很關心。」王英偉說，這讓他從小就想效法祖父的精神。
立足香港．菁莪培正
    王英偉的父親王鴻恩，在祖父栽培下同樣成為醫師，卻在動盪不安的時代，被迫離開家鄉、離開祖父創建的醫院，來到人生地不熟的香港，為自己、更為子女，開拓一條安身立命之路。
    「父親雖然是醫師，但實際上是公務員，所以當時生活也很辛苦。」王英偉說，雖然經濟拮据，父親仍讓五個子女接受正規教育，王英偉小學畢業後就讀培正中學，熱衷參與社團，種下日後服務社會的種子。
    因為祖父、父親都是醫師，王英偉從小對「學醫」耳濡目染。然而，真正影響他走向學醫之路的，卻是培正中學的六年時光。
    父親為孩子所挑選的培正中學，是百年名校，也曾培育出獲得諾貝爾獎的物理學家——崔琦、獲得菲爾茲獎（國際傑出數學發現獎）的丘成桐等傑出校友。
    培正中學最著名的設計是「級社制」，讓學生在入學之初，投票選出該年級的級社名稱、設計社旗，以培養社群的責任感及團隊精神，讓每個「級社」從中學一到六年級
（當時香港中學體制）慢慢發展，形成可以互助合作的強大力量。
    王英偉從中學一年級就被選為社長，要組織人力、橫向溝通協調，對全年級三百多位同學負責，到了四年級時，他請求換個人當社長，只是到了下學期，他又被推選為社長。
    「那幾年擔任社長對我影響很大，透過人與人的互動，更能體會別人的想法，也知道參與工作者的辛苦。因為要負責一個年級裡三百多位同學，也訓練出對人的專注力、溝通協調及正向能量。」
    中學的歷練，讓王英偉體認到—要好好做一件事，必須能同理、了解別人，從此踏上從醫之路，對他而言，醫師要秉持的正是這種無私服務與奉獻的精神。
追尋史懷哲之路
    1975年，王英偉的大哥已來台灣就讀高雄醫學院（現為高雄醫學大學），讓他也想前來台灣求學，他奮力一搏，如願考上台大醫學系。
    大學期間，對他影響最大的是參加「台大慈幼社」的「山地服務隊」，當時慈幼社有近百位成員，每到寒暑假，大約十來位同學分別到各個部落服務，王英偉前往的是位於台東的新武部落。
    才要升大五的王英偉，連臨床實習都還不熟悉，就募來一堆藥品。雖然也邀請台大醫師前來，但僅支援一到兩天，接下來就要靠自己。有一回，王英偉和同伴下山補給食物，得涉溪，但剛好下過雨，溪水漲起又有些湍急，大家要手拉手才能安全渡溪，那次經驗後讓王英偉深刻感受到原住民溺水事件為何如此頻繁。
    日後，更讓他在花東規劃社區健康促進時，推動一系列「事故傷害預防」課程及演練，其中就包含如何防範溺水意外。
    「大學時代的偏鄉服務，讓我看到實驗室與醫院所看不到的健康層面，更能體會世界衛生組織所強調的『健康不平等』，以及社會因素對健康的影響，這些在偏鄉部落處處可見。」
    王英偉後來選擇了「家庭醫學科」，也遇到在台灣素有「感染醫學及家庭醫學之父」美譽的謝維銓教授，對他臨床實習的養成教育影響很大，開啟他日後對衛生教育及健康促進議題的關注。
    到了住院醫師選科考試時，台大家醫科的教授問他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你台語行不行啊？」
    沒想到，這位來自香港的年輕人，在台灣念書六年來除了學醫，還學會此地第二常用語，「我台語還可以，攏欸通啊」王英偉以台語俏皮回應。
    教授接著問：「那你會不會離開台灣？」、「將來想去哪裡服務？」王英偉毫不猶豫地回答：「我想留在台灣，將來想去東部服務。」
    當時花蓮慈濟醫院尚未成立，王英偉則已懷抱著要像史懷哲一樣，去偏遠地方服務的精神。
    王英偉自我期許：「並不是每個人都可以『上醫醫國』，但至少透過參與服務與人文關懷，日後可以做到『醫人』而不是只有『醫病』的境界」。
醫師兼司機．開啟到宅巡迴醫療
    火車緩緩駛向花蓮，一望無際的太平洋即在眼前，西邊車窗外，則是綿延高聳的中央山脈。這壯闊的高山與大海，彷彿輝映著年輕醫師王英偉的豪情壯志，他終於如願來到台灣東部，投入啟業第三年的花蓮慈濟醫院。
原本在台大醫院完成住院醫師訓練後，王英偉便想前往花蓮慈濟醫院，然而他所景仰、敬重的謝維銓教授告訴他，家醫科是需要跟其他科別合作的，因此建議王英偉留在台北磨練兩年，等花蓮慈濟醫院建置更成熟後再前往，方能發揮所長。
    於是，王英偉去了與台大醫院建教合作的省立台北醫院（現為衛福部台北醫院），待了兩年，升任主治醫師。33歲的這年，王英偉如願踏上前往花蓮慈濟之路，打從學生時代就鍾情於山地服務的他，終於可以一展所長。
    前來花蓮慈濟醫院創辦「家醫科」的王英偉，向證嚴法師請益：「上人，希望我們做些什麼呢？」師父心心念念花蓮市外，幅員廣大的花蓮縣仍有許多醫療到不了的地方，因此希望王英偉醫師能為山地原住民及偏遠地方提供更多醫療服務。「沒問題，只要有一輛巡迴醫療車就可以了！」王英偉的願望，很快就讓慈濟志工給實現了。他總是醫師兼司機，載著醫護人員、藥品、行動醫材走遍花蓮各村落，在蜿蜒山路上開著巡迴車，抵達定點後，沒得喘息緊接著看病，他卻不以為然，還能幽默幾句。
    那年，不論颳風下雨或頂著豔陽，他在山間村落的涼亭裡、大樹下、廟口前、學校教室、幾近廢棄的衛生室裡，為偏鄉地區的民眾義診，有時還會遇到紋面的原住民長輩前來，透過志工以日語溝通、翻譯來問診。
從病人到社區照護
    有一次前往太魯閣鄰近聚落義診時，王英偉遠遠看到一個三、四歲的小男孩，手上拿著一碗黑黑的食物，走近一看，實在太震撼了！
    原來小男孩手上端的是一碗白飯，只是上頭布滿了密密麻麻的蒼蠅，但孩子及照顧他的阿嬤似乎不以為意，好像很自然也很習慣與蒼蠅共餐，大家各吃各的。
    為了「預防疾病」，更為了能快速理解社區居民的需求，王英偉在巡迴醫療時，同時啟動在地學生的「衛生教育」。
    王英偉認為，家庭醫學科的訓練，本來就是以全人、全程、全家、全隊，甚至是全社區照顧為目標。他始終記得，恩師謝維銓教授時常強調：「醫療只是一種手段，怎麼讓社區民眾得到健康，才是我們的目的。」
    1987年，政府為了加強偏鄉醫療服務，在醫務人員較貧乏的地區設立群體醫療執業中心，由衛生署補助部分設備，請各大公立醫院派醫師駐診服務。當時花蓮選定豐濱、富里、玉里三處，而擁有二萬多人口的光復鄉，只有二名醫師，卻未雀屏中選，在地方人士努力奔走、轉向證嚴法師求助後，1990年，地方政府協助爭取到衛生署的設備及醫藥基金補助後，在衛生所成立「光復群醫中心」，由花蓮慈濟醫院醫師前往駐診服務。
    在王英偉及主治醫師賴鈺嘉的全力支援下，光復群醫中心除了醫療服務之外，同時建立起「社區健康檔案」的追蹤與管理。
最讓鄉民感動的是，每到中午休息時間，醫師總是匆匆吃完便當，就起身前往行動不便的病人家中診療，或是到學校裡幫孩子衛教。王英偉與賴鈺嘉醫師都曾目睹行動不便的病人，讓家屬攙扶著走了兩、三公里的路程前來，只為醫病。兩位醫師都告訴家屬：「以後不用這麼辛苦來這裡，我們去家裡看診就好了。」
    這樣的慈悲精神不只家屬動容，也讓衛生所的護理師、藥劑師更積極投入、協助病人。這些病人、家屬為了感謝醫師無私的付出，有時候送上家裡母雞下的雞蛋或採摘來的新鮮野菜。
最特別的是，有一回王英偉收到一份用報紙包裹得很整齊、莊重的禮物，一打開裡面是隻處理好的「大田鼠」，那是原住民的聖品，他們視為珍貴的野生田鼠，慎重送給守護他們的王英偉醫師。
為提供偏鄉更深遠服務，攻讀美國杜蘭大學熱帶醫學碩士與公衛博士
    1991年9月，為了讓花東偏鄉醫療能做得更完善、更具未來性，王英偉前往美國杜蘭大學（Tulane University）就讀公共衛生與熱帶醫學碩士，選擇這所學校則是受他的恩師謝維銓教授很大的影響。
    「謝教授也是杜蘭大學熱帶醫學院畢業的。」王英偉說，杜蘭大學被稱為南部的哈佛，這裡有美國頂尖的熱帶醫學院，擁有歷史最悠久且名列世界前茅的公共衛生課程。他隻身飛往美國南部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奧爾良市（New Orleans）。雖然這裡有國際聞名的商業港口，鄰近密西西比河岸，是爵士樂的發源地，更是文化名城，然而王英偉一入學，即栽進了分秒必爭的學習路，毫無閒情瀏覽勝景。
    公共衛生與熱帶醫學的碩士學位，依規定要修45個學分，每學期最多只能修20個學分。秋日初到的王英偉卻在第一個學期選了21個學分，還特別找了系主任蓋章核可，才能超修。到了第二學期，王英偉選了24個學分，他再去找系主任，但這回系主任不簽了。「你超過選修上限太多了，得院長同意才行。」系主任說。不死心的王英偉帶著成績單去找院長，「雖然我上學期超修，但每個科目都在A以上， 只有一科A-。」院長看了這位亞洲學生，竟拿出如此漂亮的成績，且這麼有自信地說服他，便同意了。但院長不曾見過有學生能在一學期內修完24個學分，於是蓋章的同時，頗有深意地看著王英偉說：「God bless you!（上帝祝福你）」。儘管超修學分，王英偉破紀錄地在兩個學期順利修完45個學分，並通過考試， 拿到碩士學位。教授看王英偉竟然能在九個月內修完45個碩士學分，便告訴他：「博士班才72個學分，那你要不要考慮再修下去？」
    那年暑假，學校正巧開設「社會動員課程」（Social mobilization）共18個學分， 是聯合國兒童組織專為開發中國家的高層公共衛生教育人員所開辦的課程，也是難得的學習機會。一到暑假，許多開發中國家的學來參與「社會動員課程」訓練，他們分別來自越南、非洲、中南美洲、東南亞，王英偉不只修課，也義務接送這些同學、載他們去採買生活物資等。當時有些同學課業險些跟不上，王英偉協助他們準備課堂報告、考題等，後來這些人都成為持續連繫的朋友。
    暑假過後，王英偉以四個月時間專注學習，累積修完72個學分，再度破紀錄，僅以「一年四個月」，順利拿到碩士學位及博士候選人資格。
    他猶記得，那年聖誕節前夕，老師給他考題後便回家去過節了。「老師跟我說，考題做完後，塞進他的門縫。那一年聖誕節，大家都在放假，而我正努力著博士班候選人的考試。」
    考完後，王英偉開始打包、收拾行李，結束一年四個月扎實的學習，跨年的一月一日，他飛離美國，二日抵台，三日就回到慈濟醫院上班了。
全心投入盧安達醫助計畫
    1994年4月，非洲中部的盧安達發生內亂，不到三個月內，僅七百萬人口的國家， 卻有近百萬人慘遭屠殺。7月中旬，媒體消息一出，舉世震驚！媒體拍到一位小嬰兒在母親懷中吸吮著母奶， 然而母親已奄奄一息，孩子不斷流眼淚。數以百萬計逃亡到鄰國邊境的難民，則正承受缺水、缺糧的苦難，每天都有數百至上千位難民死於飢餓及傳染病。這些新聞畫面讓證嚴法師相當不捨，隨即請慈濟基金會與法國「世界醫師聯盟」（M.D.M.）聯繫，看看是否能聯手合作救助盧安達。在此之前，慈濟曾在伊索比亞的醫療援助中，與世界醫師聯盟合作過，見識過他們的專業與慈悲，而法國曾經殖民過盧安達，在語言及環境方面會更為熟稔。
    7月底，王英偉上午的門診尚未結束，卻接到慈濟基金會林碧玉副執行長來電，告訴他慈濟及將與世界醫師聯盟合作，投入盧安達救助計畫，然而該聯盟希望慈濟派出的醫師最好是全科（家醫科）且同時對「熱帶醫療」熟悉的醫師。
    王英偉一聽，二話不說自願前往，讓他欣慰的是，世界醫師聯盟所開出的條件，無疑指定他參與，因為當時沒有人同時擁有這樣的背景，而能前往非洲行醫一直是他的夢想，唯一掛慮，是要如何讓家人安心並且支持。
不到三天，王英偉已辦妥法國簽證，他與時任慈濟總管理中心秘書室主任徐祥明， 代表慈濟前往盧安達展開救援行動。
    因為前往疫區，王英偉在短時間內打了霍亂、黃熱病、腦膜炎、傷寒等多種疫苗、服用瘧疾預防藥物，造成強烈的藥物反應，導致他的右手臂仍腫脹疼痛到無法抬高。
    然而一到桃園國際機場，竟看到六、七十位慈濟師兄師姐前來送機，他們關懷又羨慕的神情，不禁讓王英偉感到自己很幸運，剎那間手臂腫痛也稱不上什麼了。
    盧安達局勢極不穩定、新的傳染病已經爆發，加上救難人員本身所受到的威脅，都讓王英偉擔心無法成行，而盧安達機場關閉，必須先到肯亞，再搭乘不定期的聯合國運輸專機，才能抵達盧安達。
    幾天後，王英偉順利搭上聯合國專機，從肯亞首都奈洛比飛往盧安達，「而且我還坐了兩次，第一次飛機在空中盤旋一個多小時，因為機械故障而折返；第二次終於順利抵達盧安達機場。」
    飛抵盧安達首都吉佳利機場時，迎接他們的是美麗的落日餘暉，帶槍的美軍伏趴在戰壕上，機場到處都是激戰後所留下的彈孔、破裂玻璃。原本來機場的聯盟工作人員早已離開，守在機場外的是荷槍實彈、語言不通的盧安達士兵，大家都很擔憂，怕稍有不慎會擦槍走火，所幸在一位熱心美軍協助下，終於順利離開機場，前往世界醫師聯盟營地。
    一路上，只見首都吉佳利一片漆黑，沒水沒電，只有遠方傳來的槍聲，直到抵達營地，才有營內以自動發電機點亮的微弱燈光。世界醫師聯盟已在盧安達設置了一個臨時孤兒院、醫療站及唯一的戰地醫院，而慈濟在此階段參與合作救援的兩大目標。一是針對盧安達最大的難民聚集地—薩伊邊境的戈馬城（Goma）進行醫療救援。二是在戈馬城與盧國首都吉佳利的沿途，設置三處醫療站，讓大量難民在返鄉途中，能有24小時全天候的醫療救護及營養補給，同時提供霍亂、痢疾疫苗及抗瘧疾藥物，以防止傳染病隨著返鄉難民而蔓延全國。這個救援目標的背景是，當時最大的難民聚集地—薩伊戈馬城缺乏物資，在飢餓與疾病交迫下，難民每天平均死亡人數高達1800人，直到八月初聯合國協助改善飲用水、霍亂也獲得控制後，才降至每日死亡人數500人。而此時，盧安達新政府為了取得國際認證，也動用部隊宣傳，保證難民返鄉後絕對安全，因此聯合國鼓勵難民返鄉。
    王英偉說，難民從薩伊戈馬城前往盧安達首都的距離，大約是台北到高雄的距離， 盧國的新政府不准許以貨車載送難民返鄉，擔心會把已爆發的傳染病帶回盧安達，引發瘟疫蔓延及更大量的病亡。而如果難民以步行返回家鄉，表示身體還不錯，健康的人才走得回家鄉，即可大幅降低傳染病擴散，這正是慈濟與世界醫師聯盟要在沿路設置三個醫療站，並提供營養補給的用意。次日一早，王英偉前往醫療站，路上所見盡是砲火襲擊後殘破不堪的房舍、沒有輪子的汽車，甚至有來不及清運的殘骸。他不禁感嘆，這裡曾被譽為非洲的瑞士，如今卻宛如人間煉獄。
唯一來自亞洲的戰地醫師
    次日，王英偉前往薩伊戈馬城的難民聚集地，他看到滿山遍地的泥地上搭建起無數個大大小小的臨時草寮，多到幾乎看不到盡頭，而遠處的火山口正冒著白煙，走往難民營的路上，盡是密密麻麻的難民。
    在盧安達救援前線，幾乎全是來自歐美的醫師，黃皮膚、黑頭髮的王英偉引來許多歐美志工的好奇，他是唯一一位來自台灣，也是唯一一位來自東方、亞洲的醫師。
    讓王英偉打從心底感動與佩服的是，世界醫師聯盟的志願醫師所展現專業及奉獻精神。「世界醫師聯盟」是在1980年便成立的專業組織，跟隨他們前往救災，讓王英偉見識到專業後勤系統的重要。
    這次經驗與迴盪在王英偉心中的「人醫」精神，也讓他返台後，積極與慈濟醫療法人執行長林俊龍、慈濟醫院主任秘書陳星助，一起在台灣推動「慈濟人醫會」。
    王英偉分享，雖然他曾參與中國湖南、內蒙古及菲律賓、印尼等地的賑災義診，但從未見過像盧安達如人間煉獄般的慘狀，那是畢生難忘的經歷，讓他自覺自身的渺小，更深信參與義診，學習及收穫最多的永遠是自己。
開創心蓮病房—讓活著的每一天都充滿生命
    三十年前，安寧療護在外人看來是個付出多、收穫少，要有犧牲奉獻的傻子精神才會投入的領域，王英偉卻懷滿熱情地走上這條人煙稀少的道路。
    王英偉猶記得，他在讀醫學院及住院醫師的訓練過程中，師長與前輩教導了很多診斷、治病的知識與技巧，卻從來沒有告訴學生：「一旦病人無法治癒時，我們該怎麼辦？該如何照顧他們？」
    然而搶救有時，醫療畢竟有其極限。當實習醫師王英偉來到醫療現場碰到癌末病人時，那些苦楚的呻吟、瘦黃的面容都讓他手足無措，無法解決病人痛苦讓他感到難受， 更難以自處。在那樣的醫療環境下，癌末病人免不了被各種高端儀器搶救過一回，終至宣告來日不多，病人的痛苦處境可想而知。因此當花蓮慈濟醫院家醫科的賴鈺嘉醫師向主任王英偉提起「安寧療護」時，兩人一拍即合，他們立即向證嚴法師提及安寧療護的願景。
    當時，證嚴法師認為華人的傳統觀念，大都希望生命最後的時光能回到家中「落葉歸根」，在家人的陪伴下安詳往生，所以鼓勵王英偉從「居家安寧」關懷做起。
    1991年起，他以系列讀書會、安寧療護研討會、志工訓練等形式，學習安寧療護、臨終關懷的知識與技能，並在醫院內外不斷提倡臨終照顧的理念。
    1995年，時任蓮花基金會的董事長陳榮基教授，與被尊為安寧照護之母的趙可式教授雙雙向證嚴法師提及安寧療護的重要性，成了慈濟醫院籌辦心蓮病房的臨門一腳。
    在證嚴法師的支持下，同年10月，慈濟基金會副總執行長林碧玉帶隊花蓮慈濟醫院家醫科主任王英偉、護理部督導、營建主管等九人考察團，前往日本參訪取經，為籌設安寧病房做完善的準備。
    1996年8月，花蓮慈濟醫院成立了台灣東部第一間安寧療護病房，是台灣第五家設有正式安寧病房的醫院，證嚴法師命名為「心蓮病房」，希望病人在安寧舒適療護的協助下，能更有尊嚴地面對疾病與生命，讓心如蓮花開放。
病房主任王英偉即是籌設並耕耘心蓮病房的領頭羊。病房裡的醫師、護理師們這麼形容他：「只要是為了病人好，王主任永遠有用不盡的創意與突破。」
    心蓮病房在王英偉的推動下，26年來舉辦過無數場為病友圓夢的活動，他們曾籌辦過病房婚禮、畫展、歌唱大賽、帶末期病人返回遙遠家鄉、甚至辦起心蓮旅行社，義務帶著病人一圓家庭旅行夢。
    儘管身為佛教慈濟醫院，也常為不同信仰的病友舉辦天主教或基督教儀式的生前告別會，他們更曾奇蹟似的讓一、二十年不願見面的親人在此和解，道歉、道謝、道愛也道別。
人本精神．寵愛病人
     儘管心蓮病房的公共空間獨樹一格，有空中花園、餐廳、交誼廳、為病人沐浴的按摩浴缸等，常被讚為像家一樣溫馨，然而真正動人的，卻不是這些硬體。王英偉說：「事實上，沒有一個醫院會像家，也沒有一個家像醫院，真正重要的是， 有一群人用心地去照顧另一群人。」
    這是王英偉打從成立病房就時常提醒醫護團隊的。他很感恩許多資深護理同仁，不畏挑戰與艱難，毫不猶豫地答應前來，甚至還有排隊等候爭取來此服務的護理人員。
    心蓮病房剛成立時，台灣僅有五間醫院設有安寧療護病房，因此當時許多西部、南部的病人，不遠千里而來。
    王英偉經常耳提面命且幽默地提醒心蓮團隊，不能跟病人說「等一下」，說了要罰一百元，因為病人已經沒有太多時間可以「等一下」了。
    他更時時掛在嘴邊，讓醫護都忍不住模仿的則是：「只要能讓病人更舒服，我們要『不擇手段』地去達成。」
    王英偉為了照護病人，時常提出創新作法，有時卻讓護理人員哀鴻遍野：「主任， 怎麼可能！」、「主任，這……真的可以嗎？」遇到這種時刻，他又會像家人討價還價似的口吻說道：「那妳說，這樣是不是會對病人比較好呢？那為什麼不能試試看呢？試一次看看，不行嗎？」於是，大家又挺他了。有時病人家屬不在身旁，病人餓了、渴了，還沒說出口，護理師早看在眼底，總能即時遞上一份溫暖。不只護理師這樣做，團隊裡的心理師、志工等也都如此。她們為獨身的榮民伯伯買愛吃的包子、饅頭；為想喝冬瓜茶的遊民病人買冬瓜茶； 看到燥熱難受的病人想念冰涼珍珠奶茶，就讓即將接班的護理師或志工順道帶來；為孤身無依的病人按摩、買便當……就是這樣寵愛著有緣的病人。
台灣安寧亞洲之冠
    2008年，王英偉觀察，台灣一年約有十四萬人死亡，近三萬九千人死於癌症，十萬人則死於非癌症。癌症始終高於榜首，但因慢性病惡化而死亡者仍佔最多數，遠遠超過癌症的死亡人數，其中失智、高齡死亡更是未來必須面臨的重大課題。然而，當時中央健保局在安寧療護的給付上，僅支付「癌症末期」病人，非癌末期病人反而被拒於安寧療護門外。於是，王英偉開始提倡「新安寧運動」，團隊除了積極主動的參與「安寧共同照護」外，同時倡議並投入「加護病房、急診及安養中心」的安寧療護。
    王英偉當時擔任「台灣安寧緩和醫學學會」理事，他也在學會倡議，讓許多醫師紛紛挺進、支持，進而影響健保給付的政策及制度。2009年9月，中央健保局除了將原安寧住院及居家試辦計畫正式納入健保常態性支付外，也將「八類非癌末期疾病」納入安寧療護給付範圍內。王英偉說：「很多末期病人所需要的，是陪伴，是人的關懷，而不是醫療技術的介入，所以全民健保這樣的給付方式，對安寧是非常大的幫助」
    2015年，英國《經濟學人》智庫公布每五年一次的全球臨終病人死亡品質調查評比， 台灣在80個評比國家中躍升為全球第六名，甚至超越日本、新加坡、高居「亞洲之冠」。曾被《經濟學人 》兩次調查訪問兩次的王英偉認為，這個成績歸功於2000年就通過立法實施的《安寧緩和醫療條例》；而全民健保也提高了重症病人死前一年的安寧涵蓋率。此外，各地安寧療護團隊的整體努力，讓台灣從政策面、藥物提供、教育訓練及民眾參與的部分都有十足的進步。2021年12月發表的第三次全球死亡照護品質調查，台灣在83個國家中排名上升到全球第三，王英偉也是這次調查訪問中，台灣的兩位代表之一，把台灣的努力在全球呈現。
    2019年1月6日，《病人自主權利法》正式上路，這是亞洲第一部以病人為主體的法律，讓「善終」成為基本人權。不論健康或生病，人人都可以為生命走向盡頭的那一刻， 預作醫療決定。時任國民健康署署長的王英偉說：     「以前沒有這個法，病人的聲音不容易出來， 在醫學上我們知道要救到底，可是每一位病人有他自己的價值觀和想法，是必須被尊重的」。
他更以一句英文諺語 「Yesterday is history, tomorrow is a mystery, but today is a gift. That is why it is called present.」說明，昨日已成歷史，明日神秘不可測，但還能把握今日，就是生命最好的禮物。因此，把握當下，活出自己的價值，時候到了就瀟灑揮別，透過《病人自主權利法》的實施，預立醫療自主，是送給自己人生最好的禮物。
醫師真正的價值
    「我鄭重地保證自己要奉獻一切為人服務；病人的健康應為我首要的顧念；我要尊重病人的自主權和尊嚴；我要保有對人類生命最高的敬畏；我將不容許有任何年齡、疾病、殘疾、信仰、性別、國族、政見、種族、地位或性向的考慮介於我的職責和病人間。我鄭重地，自主地並且以我的人格宣示以上的約定。」 —日內瓦誓言〈醫師誓詞〉。
    醫學生在成為醫師之前，要經歷兩階段的國家考試，然而國考從來不考「醫學人文」。為了拚國考，醫學生往往把「醫學人文」視為營養學分，王英偉認為醫師的本質是「服務」、是「照顧」，如果沒有一份對人的關懷與理解，很難成為一位良醫。前成大醫學院院長黃崑巖教授（1933-2012）是台灣醫學教育改革的先驅，他曾提出「先學做人，再學做醫」，強調的是醫者最該具備的是人性關懷，再來才是醫術。在醫病關係逐漸惡化、醫療糾紛層出不窮的今日，王英偉更希望能把「醫師真正的價值」，傳遞給這些未來醫師。
    2007年，王英偉接掌慈濟大學人文醫學科主任，他首先做的變革是把原本只安排在大一、大二的醫學人文課程，改成貫穿一到六年級的課程。讓大五、大六的醫學生在進入臨床實習後，能更具體地以實例來討論醫病關係。「學生需要什麼？我們希望學生學到什麼？」這是王英偉最常跟人文醫學科老師們提問、也自我提醒的一句話。同樣教授醫學人文的謝至鎠醫師則說，這十多年來，王英偉引進許多國外最新的教學方法，包括：團隊導向學習、翻轉教室、反思訓練、醫病溝通的劇場演練，結合科技擴大學習成效等。醫學人文教育主要涵蓋四個主軸，包括以病人為中心來探討病人的生病經驗、全學程的溝通訓練、臨床倫理討論、典範學習等。在所有的醫療人文課程中，王英偉都強調「反思」的重要，他認為反思是學習經驗的串聯與擴散。
讓世界看見台灣
    王英偉常說：「健康是一，其他是零，如果沒有健康，我們什麼事也做不了。」2016年，王英偉被借調為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署長，他致力推動的，正是打造不同年齡層所需的「健康促進」支援系統，特別是在「提升國民健康識能」、「推動健康社區」、「疾病防治」及「活躍老化」等層面。
    家醫科出身的王英偉提到，「我們在推動社區醫學時，一進社區就要設想『離開時， 你希望留下什麼』，這是要避免雖然在社區開啟了很多服務，但醫師一離開、服務也隨
著斷線。要做到沒有你，社區也能運作，如此才能啟動社區的永續發展。」
    他認為公務體系的人才培育是重要的基礎建設，他也發現署裡有許多高學歷的優秀同仁，可是在公務體系歷練下，比較習慣單一思維及從上到下的模式。在健康傳播與行動方面，王英偉則引進國外最新概念，帶領同仁思考，像是「巧推」（nudge）及「設計思考」（Design Thinking）。
    巧推的意思是，用對創意與方法，做出小小改變，卻可以創造莫大的效益，王英偉舉例，過去推廣免費「癌症篩檢」，民眾的參與度往往不高，會認為「我又沒病，何必沒事去篩檢」；可是只要換個詞「健康篩檢」，參與率就提高了，因為這聽起來像是在為自己的健康把關。
    引進設計思考，則是希望同仁能夠從民眾的角度來看事情，王英偉舉例，過去的教案不可能適合所有人，比方原鄉、客家、漢人，或是老人與孩童，他們的需求都不同，必須要因地、因人制宜。培育人才、推廣健康促進之外，王英偉也積極參與國際重要會議，與全球專家、學者交流。2017年，在奧地利維也納舉辦的「第二十五屆健康促進醫院國際研討會」，王英偉受邀於大會開幕主場演講，分享台灣推動健康促進醫院的經驗及成功關鍵。
    他也趁勢帶領同仁在研討會中「申辦工作坊」，同步以線上會議模式，讓遠在台灣的醫策會、醫療院所代表及國健署同仁也能透過線上直播參與工作坊。在第十五屆公衛大會中，國健署申辦展示攤位；第二十屆加斯坦歐洲衛生論壇（是當今歐洲最重要的醫療衛生領袖級會議）中，則申辦平行論壇。王英偉還前往許多國際會議中報告、發聲，這種種努力，都是為了讓世界看見台灣， 不被孤立。
    在國健署任內，王英偉與同仁推動了許多成功方案，衛生福利部健康署副署長賈淑麗表示：「非常感謝王署長讓同仁重新翻轉，沒有一個長官會用四年的時間保護你去思考、成長，而他讓我們啟動潘朵拉的盒子去改變。」國健署內部員工則常稱王英偉為王老師，他們說王英偉就任後，讓國健署的文宣、簡報等都更為活潑有趣，王英偉常鼓勵同仁轉化複雜的醫學知識，以平易近人的語言來向民眾傳播健康知識。也因此，國健署的營養推廣「我的健康餐盤」宣傳，脫離過去蛋白質、蔬果多少克，而是改用手掌、拳頭等民眾更容易了解的單位來宣傳。
    2021年2月，王英偉在國健署借調期滿，回到花蓮慈濟醫院服務。這位昔日來自香港的19歲青年，已在臺灣投入偏鄉醫療超過四十年的歲月，父母親的骨灰早已雙雙安奉在花蓮——這個他情感上認同的「家鄉」。他認為，人活著，不能沒有理想，而「守護全民健康．從樂活到善終」，是他行醫以來，永遠不變的初心。
 

本文文稿摘錄、改寫自{從樂活到善終:王英偉醫師的全人健康照護}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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