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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倫比亞反毒國母—格羅莉亞·帕瓊(Gloria Pachón)
【終身反毒反貪·教育改變世界】
反毒、反貪、教育,都是生命核心價值,任何人都不是局外人,人人有責。
                                                     —格羅莉亞·帕瓊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志工代表格羅莉亞·帕瓊及家人,就是一部生動的哥倫比亞現代史,也是一部對抗富可敵國大毒梟—驚心動魄的魔幻寫實電視影集。
    她於1935年6月22日,出生於哥倫比亞的記者世家,不負眾望,於1960年代成為哥國最大傳媒集團《時代報》(EL TIEMPO)的知名記者;於1971年12月22日,與小她8歲同為反毒反貪.教育為先的記者同事路易斯·卡洛斯·葛藍(Luis Carlos Galán)結婚,展開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馬奎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筆下魔幻寫實的人生。
    她無怨無悔扶助丈夫路易斯·卡洛斯·葛藍—全心全力奉獻各種領域的工作:記者、教育部長、駐義大利大使、聯合國農糧組織代表、自由黨創辦人、參議員、參議院議長、總統候選人等。
    還記得,當時高達民調70%支持力,哥國全國民眾正要歡欣鼓舞迎接新總統路易斯·卡洛斯·葛藍前夕,他卻不幸於1989年8月18日晚上8時45分遭槍擊死亡,涉案對象包括毒梟、游擊隊、安全單位以及司法軍警人員,格羅莉亞·帕瓊接到了這通死亡電話,改變了她的一生,也激勵了哥倫比亞全面掃蕩大毒梟。
    她化悲痛為力量,並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使的身分,於1989年9月,帶著愛子17歲璜曼努爾·葛藍·帕瓊(Juan Manuel Galán Pachón)、15歲克勞迪奧·馬里奧·葛藍·帕瓊(Claudio Mario Galán Pachón)、13歲卡洛斯·費爾南多·葛藍·帕瓊(Carlos Fernando Galán Pachón)舉家遷往法國,除執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掃除第三世界國家文盲計畫以及紮根全球反毒教育,也提倡教育是基本人權,用教育翻轉貧窮落後國家新生命,用教育帶領全球青少年遠離毒害;她同時扮演慈母與嚴父,陪伴三位寶貝兒子在巴黎開展留學生涯。
    她始終以身作,繼承丈夫終身翻轉哥倫比亞遺志,於1993年至1995年,就任哥倫比亞駐法國大使,還長期栽培三個寶貝兒子品學兼優.各有所成。
    1972年出生的長子璜曼努爾·葛藍·帕瓊,曾任哥國教育部副部長、總統府青年基金會執行長、駐英國公使、四屆參議員、參議院憲政委員會主席以及外交委員會主席、現任自由黨執行主席。
    1974年出生的次子克勞迪奧·馬里奧·葛藍·帕瓊,現任非政府組織NGO執行長,帶動哥國各地青年成立青創工作站,期許在交易平台、支付、物流、雲計算、大數據等新經濟創新,要迎頭趕上世界。
    1976年出生的三子卡洛斯·費爾南多·葛藍·帕瓊,現任波哥大市議會議長,他雖以些微票數,與波哥大市長寶座擦肩而過,仍堅持秉持家父遺志,全力義助第一位女市長克勞蒂亞·羅培茲·赫南德茲(Claudia Nayibe López Hernández),共同建設波哥大為哥國首善。
    最難能可貴的是:格羅莉亞·帕瓊始終堅持—終身反毒反貪.教育改變世界,並貫徹讓全世界了解事情真相的終身記者使命,在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馬奎斯等國內外各界的支持下,為讓準總統丈夫被暗殺事件水落石出、實現正義,30年如一日明查暗訪,終於2019年8月18日完成巨作《8月18日》,揭開哥國毒梟勾結貪汙司法軍警治國的現代史,轟動拉美,震撼世界。
    由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志工代表格羅莉亞·帕瓊,因知名記者的父親—採訪途中意外身亡,18歲還來不及悲傷的她,挺身而出,半工半讀,一肩扛起家庭負擔,自始至終積極樂觀、承擔責任、走過磨難、不懼生死、挑戰極限、實踐正義、終身握緊記者正義筆桿,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志工代表身分,60年如一日,帶動三位寶貝兒子以及號召全球有志之士永續反毒反貪,紮根教育,同時嘉惠千千萬萬弱勢就學就業、遠離毒品,不愧為「哥倫比亞反毒國母」,從全球各界推薦2819位熱愛生命獎章候選人中脫穎而出,榮獲台灣周大觀文教基金會「2020年第23屆全球熱愛生命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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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奎斯春秋之筆掃向毒王
    1989年8月18日,哥國全國民眾正要迎接反毒反貪.紮根教育的新總統—格羅莉亞·帕瓊的丈夫路易斯·卡洛斯·葛藍前夕,卻遭哥國毒王麥德林販毒集團首領巴布羅·艾斯科巴(Pablo Emilio Escobar Gaviria),勾結游擊隊、安全單位以及司法軍警人員暗殺身亡。
    哥國毒王巴布羅·艾斯科巴,控制了美國80%海洛英買賣,被《財富》雜誌評為全球「七大富豪」之一,是史上最囂張、最具傳奇色彩的毒梟,因懼怕被引渡到美國,他密令黨羽,奉行其「寧死在哥國,也不願關在美國」的誓言,公然和政府對抗,綁架了包括格羅莉亞·帕瓊任職《時代報》總編輯及扶影公司董事長的胞妹瑪璐涵·帕瓊、前總統杜拜的女兒狄安娜、前總統秘書長蒙多雅的妹妹瑪麗娜等10人。
    這一連串轟動國際的事件中,十人被綁架中,一人被撕票,一人營救過程中被射殺身亡,讓哥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馬奎斯在貼身採訪中同感悲痛,文稿經當事人一一閱讀,呼籲這部血淚的紀實《綁架新聞》,成為全球綁架惡行的終結者。
    馬奎斯用詩人的視角,乾淨俐落的敘事方式,詳述人質在綁架期間—所受的嚴酷折磨,以及營救與綁匪進行匪夷所思的談判,同時也刻畫了40多年的游擊戰爭、經濟危機,以及毒王治國,帶來哥國無可彌補的重大傷害,從總統到平民百姓,無人能獨善其身。
記者的女兒
    1935年6月22日,格羅莉亞·帕瓊出生在哥倫比亞的波哥大記者世家。二十世紀間發生了許多具代表性的重大事件,大人們確信,人性的未來,取決於1930年代大蕭條及第二次世界大戰。
    雖然就地理位置上來說仍相距甚遠,但位處為拉丁美洲最上緣的哥倫比亞,很早就因這兩個事件而受到影響,她的家族與新聞界、政治界關係匪淺,更是活的戰戰兢兢。
    因此年僅兩歲的妹妹瑪露涵及四歲的她,從小在美國就知道:在經濟上需要努力求生存,除此之外,之後更還要面對一場長達數十年的政治風暴。
    她父親,阿瓦洛·帕瓊·徳拉多瑞(Álvaro Pachónde la Torre),來自一個經濟資源相當充裕的家族,因而得以實現當時最大的心願: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就讀,追求成為記者的夢。但家族公司破產,致使她的父親被迫要面對現實,在紐約打了許多份工,來賺取自己的生活費。她的父親在紐約認識了母親坷希耶拉卡斯楚,當時她的家族因政治因素,被迫移民海外,躲避強權的壓制。
   後來,他們選擇回歸哥倫比亞,她的父親負責將戰爭發生的事件,第一手傳遞給哥倫比亞人民,也創立了每半月出刊的反擊雜誌,報導戰事中的成功與失敗,並總是反覆歌功頌德:當時他心目中的大英雄—英國首相邱吉爾的事蹟。
    她的父親希望跳脫那年代,對女孩們的傳統教育,母親則擔憂著想保存當年社會習俗,她們的童年,就在父母迥異的思想間度過。
    在家經由女家庭教師地指導—念了幾年書之後,她進入了查比尼洛聖母中學就讀,那是一所由「慈善修女會」主辦,相當傳統的天主教學校。此時她也開始參與一些活動,一些對她父親來說在受教育的過程中,是必不可少的活動。她們與父親不僅一起閱讀《一千零一夜》、狄更斯的短文以及薩格里的小說;也在週末時,一起到首都裡最古老且傳統的舞台:「哥倫布劇院」,去欣賞國際知名的歌劇及芭雷舞表演。
    剛念小學幾年,她父親便開始談論著他們國家與暴力,更具體來說是指保守派暴力。談那些致使她外公帶著家族移民到美國的超保守主義,因此她父親的自由派思想深植她們腦海,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當時不僅揭發暴力行為,甚至賠上生命對抗這些暴力的領袖:豪赫埃里爾賽蓋坦。
    蓋坦當年是她父親心中的大英雄,因此她及妹妹瑪露涵也受影響,也就認同蓋坦是大英雄。她們倆姊妹與同齡十二歲及十歲的同學間爭鋒相對,試著要傳遞且擁護領袖的理念,但終究徒勞無功,畢竟她們姊妹只是小學四年級與二年級。
    那時是1940年代後期,保守派暴力,實際上雖無直接影響到他們住在首都者的日常生活,但她們早就知道已深深打擊—哥倫比亞的農業發展及平民生計。
    1948年4月9日,上課時她聽到有人大喊「蓋坦被殺了」,不久後便看到父親很焦慮地出現在找尋他的女兒們。有太充分的理由,造成他態度變成如此,之後他就帶著她們回家,這期間的失序、驚聲尖叫、對無辜路人的侵犯事件,逐漸演變成失控緊繃氛圍,導致不到幾小時後,城市裡便多處遭縱火,有人受傷甚至死亡,隨著時間越演越烈無法計數。
熱愛生命主筆停格
    從那時起,她們原本寧靜的生活變了調,她父親持續在知名媒體上,做他記者的工作,也成了國內外知名的「新聞記者」之一。在波哥大的《觀察者日報》上頭,藉著「週日期刊」,版面以「熱愛生命」為名,開始寫一些國內及國際知名人物的熱血故事,還有意想不到的啟發事件。
    就從那時起,正要念大學的她,開始相當崇拜她父親。期望未來有天能成為像他一樣有能力—會說故事的記者,尤其是很會下標題,再無趣的主題,都能寫成熱血故事。
    但那時還差得遠,她父母才剛開始思考—要讓她去哪裡的大學前預備高中。突然間他們有了筆資金,從觀察者日報的敘事人專刊來的,後來她回想仍覺得很不可思議。
    所以她就拿到了加拿大「阿爾瑪學院」的錄取通知,學校在一個叫聖湯瑪士的小鎮,在多倫多附近,她就待在那唸書準備大學入學。1952年9月,父親與她在機場道別,當時的他們完全沒料到,這會是最後一次聚首。
    學校制度,她應付的得心應手,尤其在語言的部分更是。定期會收到父親的來信,在信中他總是找到機會就鼓勵她,不僅在學業上,也在體育方面鼓舞她,因為對她來說,這是好的教育,最基本該做到的。
    平常無奇的某天,她收到一封他的來信,信中寫著受到一間有名的航空公司幫忙,他此生最大心願:認識巴黎,終於成真。而最重要的是,把他的熱情、樂觀、積極等傳遞給他的讀者。他那時很期待,也很確信那次機會,將是他專業職涯最重要的經歷。
    那時她不斷努力克服語言障礙,要感謝老師及同學幫忙,同學中還有三位也是哥倫比亞人。在一次短短的假期間,她室友Gail Buck替她安排一些旅行,帶她去了認識小說家哈里特比徹斯托「湯姆叔叔的小屋」作者。
    結束那次有趣的旅程回來時,已是3月底,與她有相當好交情的學校校長及老師告訴了她:一個完全改變她人生的消息;她們通知她說,父親趕赴另一場採訪中出了車禍,而且非常嚴重。
    離家這麼遠的她,完全無法接受這事實,說服自己說:這只是要逼她回哥倫比亞,她回去的話,他人一定完好無缺,而且會像往常一樣,向她展現他人生的熱情。
    然而很不幸地,事與願違,她必須放下她在加拿大的學業,回去與家人面對未知的一切。她又坐上到多倫多的火車,再從那轉到紐約,到紐約時有一位親戚,也就是她母親的姊姊,向她證實了她父親的死訊。
    回到家後,母親便告訴她發生了什麼事。3月21日,參加完向報社社長婚姻的祝福聚會,她父親與兩位同事趕赴另一場採訪開錯路,掉進乾枯的河床裡,然而河床上的橋不翼而飛,卻無任何警告標誌。媒體圈對三位記者的慘死非常遺憾,尤其她父親,那時是國內最重要的記者工會理事長。
半工半讀·一肩扛起家庭重擔
    格羅莉亞·帕瓊與母親及妹妹重聚後,她們不僅要面臨父親的驟逝,更要面對不穩的經濟狀況。因此在親戚的建議下,她們三人決定要把父親的保險金,拿來開一間小花店,那是個在當年很流行的生意,連續好幾個月,她們用盡全力努力在做,無論是喪禮花環、情人節玫瑰花束都有,包括聖母瑪利亞節日前夕,各年級的小孩及學生都會用到的百合花也都有。
    她們的生意沒撐很久,店面四周的建設施工做不停,讓客戶都無法進出,殘酷的現實再一次打擊她們—已經先天不足的經濟基礎。
    父親記者生涯的最後一個工作,在他死後兩天,1953年3月23日這天被刊載在觀察者日報上,那是一篇他採訪當時一位資深知名優秀記者的報導,這位記者出名,是因為他在當時最重要的報紙《時代報》上寫專欄。他叫安立奎桑多斯,也是前總統艾督瓦桑多斯的胞弟,他當時是用筆名「卡利幫」寫專欄,文章多次造成國內政壇大風暴。
    有天,她想成為記者的雄心壯志回來了,她相信父親最後的那篇文章,能夠撼動這位傑出受訪者的心情。「卡利幫」幫她打開了大門,推薦並介紹她給同家報社的社長羅貝多加西亞培那認識,他可是這圈子的大人物。他叫她試寫一篇文章做為測試,收到指令後她很快地開始動筆,不久後她就完成了這功課,那是一篇關於波哥大在地「棄兒保護」機構的文章,幾天後,她就回到報社把文章交上。
    過了一陣子都沒有收到任何「考試」結果的消息,她自認應該是失敗了。但驚喜在這之後終於出現,就在日報的第一頁上,她看見了她的名字,那篇寫給兒童保護弱勢團體的文章「令人敬佩的工作」,被刊出來了。
    大家對她父親的景仰及對她以「熱愛生命」寫的文章的欣賞,為她開啟了入門路,因此她成了父親各世代同事們的學生,包括在禁止女性的年代—卻很年輕便闖入這圈子的艾蜜莉亞帕爾多烏瑪亮,以及認識也崇拜她父親的年輕一代。
    《時代報》同事們,把她當作這工作的學徒,毫無保留地慷慨指導,不僅讓她與國家存亡有了直接接觸,也讓她對自由主義思想更堅定,以思想自由為基礎,同時對社會的不公正與侵犯人權懷有責任。所謂右派政黨的「保守霸權」,進而促成政治暴力,使得這些情況最為顯著,尤其在農村地區更是。
    此等現實情況導致了政變,讓古斯塔沃羅哈斯皮尼亞將軍的勢力崛起掌權,他原則上承諾與所有政治勢力合作,但隨著幾個月的時間過去,他的極右派態度終究轉變成真正的獨裁統治。但同時間,這軍政府完成了許多對國家有重大影響的事蹟,無論是在基礎建設或是在科技上,帶進了電視,政治上更在他當權時,開始讓女性有投票權。
    獨裁統治中止資訊、意見及批評的運作,對媒體很不利。《時代報》是哥國最重要的報紙,也是她記者生涯起步的地方,但面臨被政府關閉,而來自另一個城市麥徳林的《郵報》援助即到來。一群新聞撰稿人、知名漫畫家及她得以存活下來,繼續自己的工作,讓被關閉的報紙能再次出現。
記者王子出現
    然而不幸的是,隨著時間推移,獨裁政權對自由及思想自主的迫害更加嚴峻,在1954年6月8日,一位右派年輕學子,被槍射中腦袋成了犧牲者。隔天,上萬名學生示威抗議,導致犧牲者又多了千位年輕學子。
    面對這樣日漸不穩的情勢,各政黨的頭頭,無論保守派或自由派,集結在一起一致協議商定一個政府,該遵守的和平制度來治理國家,應至少持續實施三任,每一任四年,直到1970年。
    協議持續期間,感謝報社長官的幫忙,讓她的學習路得以繼續,但要特別謝謝經驗豐富的同事們,他們都是她的典範,在那她也接觸到了廣播及電視領域,後者的到來,是古斯塔沃羅哈斯皮尼亞將軍政府—對哥倫比亞的積極作為。在那她認識了許多女性同事,當中有一位叫芙洛蘿玫洛,她們一起出了一本名為《哥倫比亞的女人》的書,當中介紹了多位各層面的文化及政治界傑出女性奮鬥歷程。
    然而無庸置疑地,她原本的興趣,確實是在平面報刊媒體,所以她才加入由傑出編輯阿豐索卡斯提亞諾組成的記者團體,定期探討國家和國際利益的議題。不過在日常工作之餘,他們也越來越熟悉彼此建立起友誼,過了多年都還持續連絡。
    1965年中,在這些記者社團裡,有新成員嶄露頭角,他們是三位大學生青年記者。第一位是安立奎桑多斯,他是某間報社社長的兒子,也是前哥倫比亞總統艾督瓦桑多斯的姪孫。第二位是丹尼爾山沛比薩諾,他是她父親的記者朋友安德烈山沛的兒子。第三位是路易斯·卡洛斯·葛藍(Luis Carlos Galán),她當時不太清楚他的背景。
    最後這位路易斯·卡洛斯·葛藍,是何西安東尼·葛藍後代的家族一員,哥倫比亞脫離西班牙獨立革命過程中,最知名且令人尊敬的成員之一。不過有些事,讓路易斯·卡洛斯·葛藍與別人很不一樣,同時也挺有趣。路易斯·卡洛斯·葛藍很年輕時(年僅23歲),就開始在日報上處理敏感且艱澀的議題,並且成為董事會主席代理人,大家愛稱他為記者王子。
    而路易斯·卡洛斯·葛藍,最引起她注意的,一方面是他心智成熟度,另外就是他熱衷擁護自由主義理念。隨著時間推移,這些理念,成為他走上政治生涯的基本動機,直到讓哥國享有平等、正義及繁榮。不久他決定要推動一場學生運動,為支持自由派當時最重要的領袖,同時也是總統候選人的卡洛斯耶拉瑞斯德雷普,最後他於1966年贏得選舉。
    同時間,路易斯·卡洛斯·葛藍加入了「議題及名號」記者友好社團,他們很常在報社附近城鎮的不同地點、或自家裡舉行聚會。
    有天他們看見他手拿著一束玫瑰,帶著失神的表情:因他女友瑪蒂蕾猝逝。
    他們試著幫助他走出哀傷,但就在這件事發生之後突然間,卡洛斯耶拉瑞斯德雷普總統任命他—擔任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的哥倫比亞代表之一,該會議在1968年3月29日在印度新德里舉行。
    幾週之後,她們這些路易斯·卡洛斯·葛藍的朋友們,便開始收到他從印度傳的消息,其中一則她收到的消息,他在裡頭大讚那個國家的美好,讓她也萌生「未來某天」想去拜訪念頭。
    整個1960年代期間,她為哥倫比亞記錄下許多重要事件。1961年12月,美國總統甘迺迪與妻子賈桂琳一同拜訪哥國。1964年9月,法國總統戴高樂將軍造訪哥國。她與路易斯·卡洛斯·葛藍也一同報導了教宗保祿六世,1968年8月來訪,這次工作對他們來說,可稱是最愉快的工作經驗之一。
    與「議題及名號」記者友好社團的同伴們,無論是在報社或各自喜愛的咖啡廳或各自家裡,他們持續有聚會。路易斯·卡洛斯·葛藍回到哥倫比亞後幾天,她回到家時看見他,正與她妹妹瑪露涵及其他家人一起非常熱絡地在對話。剛走進家裡,他劈頭就跟她說,他很確定小時後就認識她了,「有天下課,她跑進一間花店裡,要買一束宗教儀式需要的花,那時妳與妳妹妹就在那花店裡」。他很確定就是格羅莉亞·帕瓊。她驚訝的不知怎麼回他,直到轉換話題,談她父親過世之後,她們如何生存下去。
    她與路易斯·卡洛斯·葛藍的友情建立,其實是源自於他們同樣欣賞一些作者的作品,以及之後對於自由主義的政治理念相同。
    剛開始他們僅是朋友的關係,但有天一位女性朋友告訴了她一個驚人的秘密,她說她很確定路易斯·卡洛斯·葛藍—對她的情感不僅只於朋友。幾天後,他自己也對她坦白承認了,讓她當時很不知所措。
    他們可能成為情侶這件事,在當時的傳統社會是不被認同的,更不能稱為所謂的「理想情侶」類型。主要是因為路易斯·卡洛斯·葛藍當時只有23歲,而她已31歲。還有,他才剛大學畢業,而她在《時代報》從學徒開始做起已過十年。因此,她當時沒有其他想法,便回覆他要「冷靜分析事情」,但更加深彼此的認識。
    1969年初,有件新聞吸引了大眾目光,她與路易斯·卡洛斯·葛藍非常熱衷地追著新聞,就像著迷了般:征服外太空與兩大勢力競爭,蘇聯讓加加林與小狗萊卡上了太空,與美國研究讓人上月球。
    1969年7月20日,她與路易斯·卡洛斯·葛藍在她家的電視機前,正準備等著看一齣永生難忘的劇,他在那時候要她回覆他的情感,想當然結果是繼續懸而未決。幾天之後她去了墨西哥,她在那又收到他來信問同一個事。她接受的方式,或許不太浪漫,但已準備好要更認識彼此,並在所有情況下考驗彼此。
    1969年底,路易斯·卡洛斯·葛藍從哥國第十大城市—布卡拉曼加回來時,他與其他59位乘客搭的飛機,被劫機並飛往古巴。前後共僵持了三天,終於飛機平安無事的飛回來,路易斯·卡洛斯·葛藍身為記者,很急著想把消息傳給負責的調查單位,但鑑於調查很緩慢,最後決定由自己來處理,並在《時代報》上發表了一系列內容報導此事件。
    由兩大主要政黨,每四年共享的政治聯盟,國家陣線即將接近尾聲,1970年的選舉,將決定哥倫比亞民主的未來。 但發生了許多暴力事件,讓民主的未來令人堪憂。古斯塔沃羅哈斯皮尼亞將軍的下台,並與盟友建立了新政黨,簡稱ANAPO的國家人民聯盟,欲挑戰總統大位。
百年好合攜手奮鬥
    大選結果得勝的是,保守派的米薩爾帕斯特拉納博雷羅。從此,開始了一段對她倆都從未想像過的旅程,至少她自己是完全沒料想到,因為新總統一上任,即刻任命路易斯·卡洛斯·葛藍為教育部長。她一邊當著記者,也一邊陪伴他履行教育理念,幫助經濟弱勢的年輕學子,以及把政策實行到國家偏遠地區的必要性。
    從接下部長職位開始,路易斯·卡洛斯·葛藍,便不斷面臨抗爭,首先是學生們,接著又是教師界。第一個事件發生在他去拜訪國立大學時,現場秩序滿佈學生仇視氛圍,又燒了他的坐車,接著是教師們無法理解—為何他要推動新法令.普及教育到偏鄉。
    他們在許多場合都有提到的中心思想,就是政治教育是不可或缺的,讓發展中國家的人民面臨挑戰時負有責任感;為此,路易斯·卡洛斯·葛藍就任命了左派青年:海曼阿雷納來當顧問,他後來成了知名的ELN(民族解放軍)的一員,但行動時在內部經歷過挫敗,隨後以親身體驗發表了《游擊隊內部》一書。不幸的是,再平常不過的某天,才正要開始工作的海曼阿雷納,在波哥大街頭被謀殺。
    就快結束部長任期之前,路易斯·卡洛斯·葛藍向她求婚,她們便在1971年12月22日,舉行了一場相當私人的婚禮。
    1972年年6月,路易斯·卡洛斯·葛藍被任命為哥倫比亞駐義大利大使,她便辭掉記者工作,離開待了19年的時代報,準備一起面對未知且無法預期的未來。
    他們的長子璜曼努爾·葛藍·帕瓊(Juan Manuel Galán Pachón)出生之後,路易斯·卡洛斯·葛藍立即到了羅馬上任,一個月之後他們母子與他重聚,他就在哥倫比亞外交官員們協助及義大利官員們對「青年大使」驚喜關愛下,開始進行他的任務。1974年4月21日 ,總統大選獲勝的阿豐索洛佩茲米契森,立刻繼續任命他為大使。同年10月21日, 他們的次子克勞迪奧·馬里奧·葛藍·帕瓊(Claudio Mario Galán Pachón)出生了,這次他們又能一直一起待在義大利。1975年12月,他們回到哥倫比亞,再次要面臨全然未知的未來。
    他們再次重回新聞媒體,路易斯·卡洛斯·葛藍開始在「新國界」雜誌社工作,這是由前總統卡洛斯耶拉瑞斯德雷普,也是他政治生涯的前上司,所創立並主導的媒體。她則在一家名叫「相關記者」的新聞社當主管。1976年6月4日,三子卡洛斯·費爾南多·葛藍·帕瓊(Carlos Fernando Galán Pachón),在她們位於波哥大北方的家中出生。
    當時已開始有暴力介入的艱困時期,但與1950年代那種兩個執政黨間的暴力不同,為了回應那些無法照顧人民秩序所需的體制,有人脫離法治成立了左派游擊軍,說是為了回歸文明的生活,但卻以謀殺方式進行。
    就在他們忙於記者工作及路易斯·卡洛斯·葛藍的政治活動之際,出現了另一個未曾料想到的敵人:毒梟及其黨羽,以及與司法軍警、游擊隊掛勾的維安軍隊。
    1978年路易斯·卡洛斯·葛藍因自由黨提名,第一次參與參議員選舉,那次參選讓他們有機會認識了哥倫比亞的所有地區,不一樣的政治家,是他的特色,因為他去各地不辦演講,而是去上民主課。同時間,他對執政黨的評論,尤其是對自己的自由黨的評論,總是愛之深責之切,因此造成了一股反對他的聲浪,使他生命遭受威脅。
堅持反毒反貪捨身取義
    這些所謂的自由「正名」歧異,促使他們必須獨立,並創建一個能依自己原則工作及付出的團體。因此,在為數眾多的理念相同的追隨者支持下,新自由主義誕生了,並在1980年初試啼聲,提名參選首都波哥大市議會議員選舉。
    以路易斯·卡洛斯·葛藍為首,有四位同黨同志選上市議員,獲得將近三萬多票,對一個新政黨來說,可說是「傑出」成績。這次的成功經驗,也開啟了他得以參加1982年總統大選之路。
    他們的命運,尤其是路易斯·卡洛斯·葛藍的命運,在拒絕支持當時一位毒梟政治活動,就此被貼上標籤,他是名氣最大的毒梟之一,也在許多團體及政黨有影響力:巴布羅·艾斯科巴。
    他雖大選失利,但得票率高達45.35%(260多萬票),促使他持續著政治掃黑的活動,直到最後。當時的他,成了各毒梟頭頭的箭靶,膽敢對他們出手的法官、男男女女都一個個被謀殺,國內氛圍已麻木不仁。此外同時間,由前M-19游擊軍成員重新整合成立的合法新政黨「愛國聯盟」,也成了受害者。
    對他們來說,最糟的是來自毒梟及軍事主義者對軍人及新自由主義黨領導人的迫害及追殺。1984年4月30日,新自由主義黨最重要的領導人之一,也是創黨成員的羅德里哥拉波尼亞遭到謀殺。
    兩年後,新自由主義黨最重要的領導人之一,同時也是她妹妹瑪露涵丈夫阿爾貝多維亞米薩遭到攻擊,當時他正在國會捍衛引渡條款,由此可見毒梟的勢力觸及層級多高。
    但令人髮指的是吉勒摩卡諾的謀殺事件,他是當時最重要的記者之一,更是《觀察者日報》的社長,常在報紙專欄「隨手筆記」上嚴厲批評毒梟。1986年12月17日的下午,就在他完成一天的工作,走出報社時,被謀殺身亡。
    這事件讓路易斯·卡洛斯·葛藍停下腳步,認真分析身處環境,因此他們決定要離開一陣子,好好冷靜地分析情勢,再作最後決定。幾天之後,他去了倫敦,到牛津大學進修並教書,而她則留下處理新自由主義黨務活動,不過更重要的理由是要留著照顧三個小孩,讓小孩上學。3月時她去看他,他告訴她,他決定答應參加一些歐洲國家的活動,準備馬上回哥倫比亞。
    1987年6月時路易斯·卡洛斯·葛藍回國,帶著繼續抗爭的決心回來,但帶著新自由主義的宗旨,答應與他長久以來不斷批評的對象,官方自由黨合作。當時的他很確信,只有這麼做才能達到翻轉哥國走上自由民主的目的,之後黨接受了他及一些他的追隨者,並推舉他為總統選舉候選人。
    事情發展的太快,隨著支持度上升,他的安全更受威脅,而負責保護安全機構的疏失,導致她們必須承受巨大痛苦。
    1989年8月18日,在遠離首都市中心一個名為索亞查的地方,正舉行一場支持者造勢活動,約定時間到時,他與兒子們道別,祝福他活動成功。但是一小時之後,在家等著他的他們接到一通電話,電話那頭說著他遭到攻擊,他們一直害怕發生也不願意接受的事實,還是發生了。
    確認路易斯·卡洛斯·葛藍已死亡時,她與兒子們也下了決定,不能讓事情就這樣不明不白地算了,即便仍在慌亂不知所措之中,她與孩子們始終堅持到底:要努力繼續貫徹執行他的理念,更要爭回公平正義,讓殺人犯受到懲罰。
    那時的他們需要遠離傷心地,剛好比爾西略巴科當權的政府—任命她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使,所以她帶著孩子們立刻出國,在巴黎遠方持續監督著司法程序進展,事實遲早會真相大白。
    路易斯·卡洛斯·葛藍遭謀殺後,就這麼過了三十年,正義終於聽見了他們的堅持,事實漸漸一層層被揭穿並定罪,造成他被謀殺的,是當年負責路易斯·卡洛斯·葛藍安全保護單位的主管,以及與毒梟掛勾的政客。而調查還在持續進行中,因另有其他可能嫌疑人。
全球終身記者的典範—格羅莉亞·帕瓊受訪實錄
    2019年8月18日,格羅莉亞·帕瓊發表《8月18日》巨作,揭開哥倫比亞準總統的丈夫路易斯·卡洛斯·葛藍30年前被毒梟勾結司法軍警人員、游擊隊暗殺真相,綜合哥國《時代報》(EI Tiempo)等多家傳媒訪問紀錄:
    「儘管我擔心丈夫路易斯·卡洛斯·葛藍的職務危險,但如果他沒有堅持他的理念,那他就不會是我們所認識的路易斯·卡洛斯·葛藍了,我目前不遺餘力的,想保留路易斯·卡洛斯·葛藍的記憶,帶給哥倫比亞希望」
路易斯·卡洛斯·葛藍逝世已經30年了,這個事件仍然困擾著整個哥倫比亞,您對此有何看法?
    A:我們有各種各樣的悲痛與不捨。一方面,路易斯·卡洛斯·葛藍的過世,使我沮喪,另一方面,他的思想,他的遺產和他奮鬥的原因,仍然是令人興奮,我們尚未實現,但我們希望有一天我們可以說: 路易斯·卡洛斯·葛藍的理想,已經在哥倫比亞實現。
在這30年中發生了什麼變化?
    A:如果我們談論哥倫比亞,它已經取得了進展。但是,還有一些問題,如毒品、貪汙、教育等正在惡化。
您對路易斯·卡洛斯·葛藍的記憶,如何改變了孩子?
    A:我們始終牢記這一點。我們始終記得他的理想—反毒反貪.紮根教育.成立「拉丁美洲聯盟」,他的政治,他的簡單生活方式的許多細節。對我們來說,他將永遠存在。能夠與他分享,我感到非常高興。我的孩子是路易斯·卡洛斯·葛藍價值觀的複製品。
路易斯·卡洛斯·葛藍具有強大感染力和說服力。那是他性格的特徵之一。有甚麼具體意義呢?
    A:我們堅信必須捍衛路易斯·卡洛斯·葛藍的理念和宗旨,我們正在努力為這一目標做出貢獻。
路易斯·卡洛斯·葛藍的哪些思想至今仍然可以應用呢?
    A:在許多尚未解決的層面—反毒反貪.紮根教育,依然是可以應用的,還有哥國的政治文化,不是以人民為中心的-這樣的政治文化,已蕩然無存。
是什麼讓路易斯·卡洛斯·葛藍的形像在這30年中得以延續?
    A:路易斯·卡洛斯·葛藍永續反毒反貪、紮根教育的行動,有能力吸引非常特別的一群人,這就是為什麼人們迄今特別記住他。他觸動了人民的心。顯然,他未完成的遺志,對哥國各界仍有號召力。
「不單是從新聞工作中找到共鳴,從根本上說,我們被政治理想聯合起來的...。」
您是如何認識路易斯·卡洛斯·葛藍的?
    A:我已經在報紙《時代報》(EL TIEMPO)工作10年。1963年,路易斯·卡洛斯·葛藍開始工作,他是一位非常年輕的記者。我們的友誼在那裡開始的,尤其是因為我們從根本上,在政治問題上面非常認同彼此觀點。他非常自由主義,我也是。對話使我們走到了一起,並使我們進一步步入婚姻。
那些初次相遇如何?
    A:路易斯·卡洛斯·葛藍在個人生活上非常害羞。當我們談論政治、文學、國家的問題時,他非常具有表現力和說服力。但是在個人事務上,他非常害羞。
是什麼讓您愛上了路易斯·卡洛斯·葛藍?
    A:他的氣質、行為方式、思想。我認為所有能識別我們的一言一行,都吸引了我。但是我總是有一個問題:我是什麼地方吸引了他?我從來不知道。
路易斯·卡洛斯·葛藍,是如何征服您的?
    A:既不是送了鮮花,也不是請喝咖啡。有一天他告訴我他愛上了我,我們應該繼續前進。我墜入愛河,就像哥倫比亞人民被路易斯·卡洛斯·葛藍感動一樣,是因為他的才智、和他的口才。他是有生活品味的人,也是一個非常隨和容易親近的人,在家庭中,那加深了我們彼此之間的愛與欣賞。
在家中您們如何談論政治呢?
    A:我們對政治,總是就事論事,我們一致同意:要改變毒梟治國。唯一的是,我非常關心路易斯·卡洛斯·葛藍處理政治問題—知其不可為而為.勇往直前的方式。我很擔心,因為我認為這可能會導致報復。
您們的家庭生活如何呢?
    A:他沒有太多時間陪伴孩子們。因為政治活動,沒有留下太多時間。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我們也讓孩子們陪同參與到政治活動中,在每一次的競選活動,孩子們陪同我們參加了所有巡迴造勢活動。因此,這也是為什麼,他們三兄弟也開始涉足政治。在家裡,我們花了24小時思考政治。
擔任教育部長時,汽車被縱火事件如何影響您們呢?
    A:他被任命為教育部長後,便去了國立大學與學生們進行了討論。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時期,因為當時存在許多誤會和許多抗議運動。然後,汽車被完全縱火了。這是我和他第一次的可怕經歷。
您是如何體驗競選活動的瘋狂的?
    A:我們參與其中,以至於我們覺得這並不奇怪。對於孩子們來說,有時候很難,但是我們不僅接受並享受它,而且他們覺得這就是我們的生活。
路易斯·卡洛斯·葛藍和他的孩子們有什麼關係?
    A:他只有很少的時間,但充分利用了這些時間,以至於給我們留下了一些從未忘記的教訓—反毒反貪.紮根教育,並改變了我們每個人的生活。
您們家庭中的休閒活動?
    A:我們對體育運動特別鍾情。路易斯·卡洛斯·葛藍做了大量運動,但運動使我們樂在其中。例如騎自行車,我們會坐下來觀看自行車比賽,奧運會,我們會作為一個家庭參與其中。對於我們來說,這一直是我們與孩子之間關係的最重要記憶之一。
    孩子上學時,葛藍父親會在早上五點起床和孩子們一起用早餐,因為孩子們必須在五點三十分離開子家前往學校。我也經常去學校與老師交談。我們與教育學院有著非常特殊的聯繫。
在為自己的理想而奮鬥時,他是否很固執?
    A:今天很難對此進行分析。但這就是他的性格,因此很難改變它。如果他沒有那麼堅持,他就不會是我們遇到的路易斯·卡洛斯·葛藍。
您是否曾經認為必須拋棄政治願望以避免失去父親和丈夫?
    A:我不會這樣去思考。這就是我的丈夫,他的風格、他的步調。
最後一天8月18日過得怎麼樣?
    A:我們會有擔憂,但實際上是很平常的一天,與其他日子沒什麼不同。我也不認為路易斯·卡洛斯·葛藍會認為有意外會發生,而我也不認為。事實是,我相信人們簇擁他的方式,讓他覺得應該不會有意外。
在事發前幾天,他是否提到自己害怕?
    A:他沒有公開告訴我們他害怕。但事實是我確實感覺到了。他的確向許多朋友表達了這一點,但他始終努力減輕我們的恐懼。
哥倫比亞可以從路易斯·卡洛斯·葛藍身上,得到什麼啟發?
    A:做政治的一點方法。需要像他這樣的政治家—全心全力反毒反貪·紮根教育,人們必須致力於他的理想,大家一起翻轉國家新生命。
用一生去開創—葛藍三兄弟不負眾望繼往開來受訪實錄
    1972年出生的長子璜曼努爾·葛藍·帕瓊,曾任哥國教育部副部長、總統府青年基金會執行長、駐英國公使、四屆參議員、參議院憲政委員會主席以及外交委員會主席、現任自由黨執行主席。
    1974年出生的次子克勞迪奧·馬里奧·葛藍·帕瓊,現任非政府組織NGO執行長,帶動哥國各地青年成立青創工作站,期許在交易平台、支付、物流、雲計算、大數據等新經濟創新,要迎頭趕上世界。
    1976年出生的三子卡洛斯·費爾南多·葛藍·帕瓊,現任波哥大市議會議長,他雖以些微票數,與波哥大市長寶座擦肩而過,仍堅持秉持家父遺志,全力義助第一位女市長克勞蒂亞·羅培茲·赫南德茲,共同建設波哥大為哥國首善。
葛藍母親如何面對喪夫之痛,適應巴黎生活?
    A:主要是靠工作來療傷,擔任哥國駐法大使,也身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代表,她對媒體、教育、文化工作都非常感興趣,她也成為教科文組織與哥倫比亞合作的橋梁,更擔任該組織執委會,非常積極參與,發起「為和平而教育計畫」,在15年的工作經驗中,讓很多衝突地區國家很紮根教育、遠離毒害。
    她除了專心工作來療傷,同時她妹妹被綁架的遭遇,也讓她站起來,對抗這個問題!因為麥德林集團也參與綁架行動。我們阿姨瑪璐涵.帕瓊被毒梟綁架的故事,也被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馬奎斯,寫入他的晚年著作-綁架新聞。當時不只是我們阿姨,還有一群記者、政府高官家人也被綁架,所以給了哥國政府很大的壓力,需要全心全力對付毒梟。我們三兄弟認為法國巴黎,是一個很棒的地方,能夠讓我們一家人療傷。
您們家庭互動狀況?
    A:在刺殺前,我們一家人,都是以為父親的工作生活中心,我父親很積極參與在政治活動當中,1978年成為參議會議長、1982第一次參選總統、1988第一次市長選舉,1989二次參選總統(70%支持率)…等。
    我們三兄弟輪流和父親到處跑,我們家算是中產階級,父親總是告訴我們,他的理念和政策,包含如何改善哥國偏鄉教育、消滅毒梟、毒品和提升人民生活水準,因為哥國山多,每個聚落是相當分散的。這些理念還包含民主發展,還有促進拉美國家的團結,就像歐盟的成立一樣合作、支持的「拉丁美洲聯盟」。
父親被暗殺之後?
    A:最顯著的影響,是生活的改變,因為我們生活大小事,一直圍繞著父親的事業,也就是政治運動。父親有非常獨特、有影響力的性格,也是為什麼哥倫比亞人民會愛戴他。直到如今也是如此,哥國廣大人民也很失望,因為我們父親所凝聚的希望破滅了。
    到了巴黎,我們得轉學,重新開始學習法文,我也需要開始準備申請巴黎大學,這是非常困難的,我不懂如何說法文,要準備資料也是很困難的,但我弟弟在巴黎念高中,適應的就比較好。
母親離開巴黎,返回哥倫比亞的生活如何?
    A:母親是非常活耀,也涉足了許多不同領域,包含政治、還有新聞界、國際公益活動,她有身為媒體人的直覺,她也和很多人探討目前政治問題,也幫助支持了我們三兄弟從政這條道路,給了許多寶貴的建議。
    2019年,母親剛完成的這本書《8月18日》(剛好是我們父親被暗殺30周年),她在這個過程中也非常不容易,因為要到處去查找資料,30年如一日來完成這本書。
    我們三兄弟,都在幫忙她回憶,來完成這本書,母親現在雖然退休了,但還是非常積極在閱讀、寫作,特別關心哥國以及全球反毒、反貪、教育等等議題。
母親對哥倫比亞這個國家,有沒有什麼願景和期待呢?還有對於你們的盼望?
    A:我母親的一生其實是非常辛苦的,由於我們外祖父車禍早逝,她還得輟學工作,為了她和她的家人。她本來是在加拿大念大學的,因為外祖父是一個非常知名的記者,是家人唯一的經濟支柱,所以她不得不輟學返家,一間扛起家庭重擔。
    母親一開始是以經營花卉店為生的,有一天,父親小時候,要到花店買花送朋友,就這樣初次認識了我母親;後來我們父母都到了波哥大來,在一家報社再次見面,就墜入愛河了。我想我的母親,是一個對哥倫比亞非常樂觀的,顯然哥倫比亞不只有戰爭和大毒梟,還有虛幻和現實的文學;因為在她的生命中,經歷了這麼的磨難,她還是很積極、樂觀、正面,去解決目前困境。
    她是一個非常堅強的女人,特別是小時候,我外祖父,是以一個教導兒子的方式,在教導我母親,要能夠承擔責任,勇於面對挑戰。我想這樣的教育方式,對我母親的性格,也是有決定性的影響。讓她總是向前看,也希望我們三兄弟傳承父親的遺志,把哥倫比亞建設成一個現代化、民主化、平等、正義的國家。
    目前哥國的困境是貧富差距,我們希望哥國成為一個平等均富的國家,讓每個國民都享有食物、醫療、教育等等權利。
    所以她也不斷鼓勵我們用一生去開創,繼承父親遺志,參與公共服務,轉化國家、改變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