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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反毒国母—格罗莉亚·帕琼(Gloria Pachón)
【终身反毒反贪·教育改变世界】
反毒、反贪、教育,都是生命核心价值,任何人都不是局外人,人人有责。
                                                     —格罗莉亚·帕琼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志工代表格罗莉亚·帕琼及家人,就是一部生动的哥伦比亚现代史,也是一部对抗富可敌国大毒枭—惊心动魄的魔幻写实电视影集。
    她于1935年6月22日,出生于哥伦比亚的记者世家,不负众望,于1960年代成为哥国最大传媒集团《时代报》(EL TIEMPO)的知名记者;于1971年12月22日,与小她8岁同为反毒反贪.教育为先的记者同事刘易斯·卡洛斯·葛蓝(Luis Carlos Galán)结婚,展开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奎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笔下魔幻写实的人生。
    她无怨无悔扶助丈夫刘易斯·卡洛斯·葛蓝—全心全力奉献各种领域的工作:记者、教育部长、驻意大利大使、联合国农粮组织代表、自由党创办人、参议员、参议院议长、总统候选人等。
    还记得,当时高达民调70%支持力,哥国全国民众正要欢欣鼓舞迎接新总统刘易斯·卡洛斯·葛蓝前夕,他却不幸于1989年8月18日晚上8时45分遭枪击死亡,涉案对象包括毒枭、游击队、安全单位以及司法军警人员,格罗莉亚·帕琼接到了这通死亡电话,改变了她的一生,也激励了哥伦比亚全面扫荡大毒枭。
    她化悲痛为力量,并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使的身分,于1989年9月,带着爱子17岁璜曼努尔·葛蓝·帕琼(Juan Manuel Galán Pachón)、15岁克劳迪奥·马里奥·葛蓝·帕琼(Claudio Mario Galán Pachón)、13岁卡洛斯·费尔南多·葛蓝·帕琼(Carlos Fernando Galán Pachón)举家迁往法国,除执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扫除第三世界国家文盲计划以及扎根全球反毒教育,也提倡教育是基本人权,用教育翻转贫穷落后国家新生命,用教育带领全球青少年远离毒害;她同时扮演慈母与严父,陪伴三位宝贝儿子在巴黎开展留学生涯。
    她始终以身作,继承丈夫终身翻转哥伦比亚遗志,于1993年至1995年,就任哥伦比亚驻法国大使,还长期栽培三个宝贝儿子品学兼优.各有所成。
    1972年出生的长子璜曼努尔·葛蓝·帕琼,曾任哥国教育部副部长、总统府青年基金会执行长、驻英国公使、四届参议员、参议院宪政委员会主席以及外交委员会主席、现任自由党执行主席。
    1974年出生的次子克劳迪奥·马里奥·葛蓝·帕琼,现任非政府组织NGO执行长,带动哥国各地青年成立青创工作站,期许在交易平台、支付、物流、云计算、大数据等新经济创新,要迎头赶上世界。
    1976年出生的三子卡洛斯·费尔南多·葛蓝·帕琼,现任波哥大市议会议长,他虽以些微票数,与波哥大市长宝座擦肩而过,仍坚持秉持家父遗志,全力义助第一位女市长克劳蒂亚·罗培兹·赫南德兹(Claudia Nayibe López Hernández),共同建设波哥大为哥国首善。
    最难能可贵的是:格罗莉亚·帕琼始终坚持—终身反毒反贪.教育改变世界,并贯彻让全世界了解事情真相的终身记者使命,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奎斯等国内外各界的支持下,为让准总统丈夫被暗杀事件水落石出、实现正义,30年如一日明查暗访,终于2019年8月18日完成巨作《8月18日》,揭开哥国毒枭勾结贪污司法军警治国的现代史,轰动拉美,震撼世界。
    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志工代表格罗莉亚·帕琼,因知名记者的父亲—采访途中意外身亡,18岁还来不及悲伤的她,挺身而出,半工半读,一肩扛起家庭负担,自始至终积极乐观、承担责任、走过磨难、不惧生死、挑战极限、实践正义、终身握紧记者正义笔杆,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志工代表身分,60年如一日,带动三位宝贝儿子以及号召全球有志之士永续反毒反贪,扎根教育,同时嘉惠千千万万弱势就学就业、远离毒品,不愧为「哥伦比亚反毒国母」,从全球各界推荐2819位热爱生命奖章候选人中脱颖而出,荣获台湾周大观文教基金会「2020年第23届全球热爱生命奖章」。
    本会随时欢迎全球各界推荐努力、爱心、勇敢、成就等生命勇士。(台湾周大观文教基金会全球热爱生命奖章推荐专线:886-2-29178770、传真:886-2-29178768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区明德路52号3楼、网址 http://www.ta.org.tw、e-mail:ta88ms17@gmail.com)。
马奎斯春秋之笔扫向毒王
    1989年8月18日,哥国全国民众正要迎接反毒反贪.扎根教育的新总统—格罗莉亚·帕琼的丈夫刘易斯·卡洛斯·葛蓝前夕,却遭哥国毒王麦德林贩毒集团首领巴布罗·艾斯科巴(Pablo Emilio Escobar Gaviria),勾结游击队、安全单位以及司法军警人员暗杀身亡。
    哥国毒王巴布罗·艾斯科巴,控制了美国80%海洛英买卖,被《财富》杂志评为全球「七大富豪」之一,是史上最嚣张、最具传奇色彩的毒枭,因惧怕被引渡到美国,他密令党羽,奉行其「宁死在哥国,也不愿关在美国」的誓言,公然和政府对抗,绑架了包括格罗莉亚·帕琼任职《时代报》总编辑及扶影公司董事长的胞妹玛璐涵·帕琼、前总统杜拜的女儿狄安娜、前总统秘书长蒙多雅的妹妹玛丽娜等10人。
    这一连串轰动国际的事件中,十人被绑架中,一人被撕票,一人营救过程中被射杀身亡,让哥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奎斯在贴身采访中同感悲痛,文稿经当事人一一阅读,呼吁这部血泪的纪实《绑架新闻》,成为全球绑架恶行的终结者。
    马奎斯用诗人的视角,干净利落的叙事方式,详述人质在绑架期间—所受的严酷折磨,以及营救与绑匪进行匪夷所思的谈判,同时也刻画了40多年的游击战争、经济危机,以及毒王治国,带来哥国无可弥补的重大伤害,从总统到平民百姓,无人能独善其身。
记者的女儿
    1935年6月22日,格罗莉亚·帕琼出生在哥伦比亚的波哥大记者世家。二十世纪间发生了许多具代表性的重大事件,大人们确信,人性的未来,取决于1930年代大萧条及第二次世界大战。
    虽然就地理位置上来说仍相距甚远,但位处为拉丁美洲最上缘的哥伦比亚,很早就因这两个事件而受到影响,她的家族与新闻界、政治界关系匪浅,更是活的战战兢兢。
    因此年仅两岁的妹妹玛露涵及四岁的她,从小在美国就知道:在经济上需要努力求生存,除此之外,之后更还要面对一场长达数十年的政治风暴。
    她父亲,阿瓦洛·帕琼·徳拉多瑞(Álvaro Pachónde la Torre),来自一个经济资源相当充裕的家族,因而得以实现当时最大的心愿: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就读,追求成为记者的梦。但家族公司破产,致使她的父亲被迫要面对现实,在纽约打了许多份工,来赚取自己的生活费。她的父亲在纽约认识了母亲坷希耶拉卡斯特罗,当时她的家族因政治因素,被迫移民海外,躲避强权的压制。
   后来,他们选择回归哥伦比亚,她的父亲负责将战争发生的事件,第一手传递给哥伦比亚人民,也创立了每半月出刊的反击杂志,报导战事中的成功与失败,并总是反复歌功颂德:当时他心目中的大英雄—英国首相丘吉尔的事迹。
    她的父亲希望跳脱那年代,对女孩们的传统教育,母亲则担忧着想保存当年社会习俗,她们的童年,就在父母迥异的思想间度过。
    在家经由女家庭教师地指导—念了几年书之后,她进入了查比尼洛圣母中学就读,那是一所由「慈善修女会」主办,相当传统的天主教学校。此时她也开始参与一些活动,一些对她父亲来说在受教育的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活动。她们与父亲不仅一起阅读《一千零一夜》、狄更斯的短文以及萨格里的小说;也在周末时,一起到首都里最古老且传统的舞台:「哥伦布剧院」,去欣赏国际知名的歌剧及芭雷舞表演。
    刚念小学几年,她父亲便开始谈论着他们国家与暴力,更具体来说是指保守派暴力。谈那些致使她外公带着家族移民到美国的超保守主义,因此她父亲的自由派思想深植她们脑海,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当时不仅揭发暴力行为,甚至赔上生命对抗这些暴力的领袖:豪赫埃里尔赛盖坦。
    盖坦当年是她父亲心中的大英雄,因此她及妹妹玛露涵也受影响,也就认同盖坦是大英雄。她们俩姊妹与同龄十二岁及十岁的同学间争锋相对,试着要传递且拥护领袖的理念,但终究徒劳无功,毕竟她们姊妹只是小学四年级与二年级。
    那时是1940年代后期,保守派暴力,实际上虽无直接影响到他们住在首都者的日常生活,但她们早就知道已深深打击—哥伦比亚的农业发展及平民生计。
    1948年4月9日,上课时她听到有人大喊「盖坦被杀了」,不久后便看到父亲很焦虑地出现在找寻他的女儿们。有太充分的理由,造成他态度变成如此,之后他就带着她们回家,这期间的失序、惊声尖叫、对无辜路人的侵犯事件,逐渐演变成失控紧绷氛围,导致不到几小时后,城市里便多处遭纵火,有人受伤甚至死亡,随着时间越演越烈无法计数。
热爱生命主笔停格
    从那时起,她们原本宁静的生活变了调,她父亲持续在知名媒体上,做他记者的工作,也成了国内外知名的「新闻记者」之一。在波哥大的《观察者日报》上头,借着「周日期刊」,版面以「热爱生命」为名,开始写一些国内及国际知名人物的热血故事,还有意想不到的启发事件。
    就从那时起,正要念大学的她,开始相当崇拜她父亲。期望未来有天能成为像他一样有能力—会说故事的记者,尤其是很会下标题,再无趣的主题,都能写成热血故事。
    但那时还差得远,她父母才刚开始思考—要让她去哪里的大学前预备高中。突然间他们有了笔资金,从观察者日报的叙事人专刊来的,后来她回想仍觉得很不可思议。
    所以她就拿到了加拿大「阿尔玛学院」的录取通知,学校在一个叫圣汤玛士的小镇,在多伦多附近,她就待在那念书准备大学入学。1952年9月,父亲与她在机场道别,当时的他们完全没料到,这会是最后一次聚首。
    学校制度,她应付的得心应手,尤其在语言的部分更是。定期会收到父亲的来信,在信中他总是找到机会就鼓励她,不仅在学业上,也在体育方面鼓舞她,因为对她来说,这是好的教育,最基本该做到的。
    平常无奇的某天,她收到一封他的来信,信中写着受到一间有名的航空公司帮忙,他此生最大心愿:认识巴黎,终于成真。而最重要的是,把他的热情、乐观、积极等传递给他的读者。他那时很期待,也很确信那次机会,将是他专业职涯最重要的经历。
    那时她不断努力克服语言障碍,要感谢老师及同学帮忙,同学中还有三位也是哥伦比亚人。在一次短短的假期间,她室友Gail Buck替她安排一些旅行,带她去了认识小说家哈丽雅特比彻斯托「汤姆叔叔的小屋」作者。
    结束那次有趣的旅程回来时,已是3月底,与她有相当好交情的学校校长及老师告诉了她:一个完全改变她人生的消息;她们通知她说,父亲赶赴另一场采访中出了车祸,而且非常严重。
    离家这么远的她,完全无法接受这事实,说服自己说:这只是要逼她回哥伦比亚,她回去的话,他人一定完好无缺,而且会像往常一样,向她展现他人生的热情。
    然而很不幸地,事与愿违,她必须放下她在加拿大的学业,回去与家人面对未知的一切。她又坐上到多伦多的火车,再从那转到纽约,到纽约时有一位亲戚,也就是她母亲的姊姊,向她证实了她父亲的死讯。
    回到家后,母亲便告诉她发生了什么事。3月21日,参加完向报社社长婚姻的祝福聚会,她父亲与两位同事赶赴另一场采访开错路,掉进干枯的河床里,然而河床上的桥不翼而飞,却无任何警告标志。媒体圈对三位记者的惨死非常遗憾,尤其她父亲,那时是国内最重要的记者工会理事长。
半工半读·一肩扛起家庭重担
    格罗莉亚·帕琼与母亲及妹妹重聚后,她们不仅要面临父亲的骤逝,更要面对不稳的经济状况。因此在亲戚的建议下,她们三人决定要把父亲的保险金,拿来开一间小花店,那是个在当年很流行的生意,连续好几个月,她们用尽全力努力在做,无论是丧礼花环、情人节玫瑰花束都有,包括圣母玛利亚节日前夕,各年级的小孩及学生都会用到的百合花也都有。
    她们的生意没撑很久,店面四周的建设施工做不停,让客户都无法进出,残酷的现实再一次打击她们—已经先天不足的经济基础。
    父亲记者生涯的最后一个工作,在他死后两天,1953年3月23日这天被刊载在观察者日报上,那是一篇他采访当时一位资深知名优秀记者的报导,这位记者出名,是因为他在当时最重要的报纸《时代报》上写专栏。他叫安立奎桑多斯,也是前总统艾督瓦桑多斯的胞弟,他当时是用笔名「卡利帮」写专栏,文章多次造成国内政坛大风暴。
    有天,她想成为记者的雄心壮志回来了,她相信父亲最后的那篇文章,能够撼动这位杰出受访者的心情。「卡利帮」帮她打开了大门,推荐并介绍她给同家报社的社长罗贝多加西亚培那认识,他可是这圈子的大人物。他叫她试写一篇文章做为测试,收到指令后她很快地开始动笔,不久后她就完成了这功课,那是一篇关于波哥大在地「弃儿保护」机构的文章,几天后,她就回到报社把文章交上。
    过了一阵子都没有收到任何「考试」结果的消息,她自认应该是失败了。但惊喜在这之后终于出现,就在日报的第一页上,她看见了她的名字,那篇写给儿童保护弱势团体的文章「令人敬佩的工作」,被刊出来了。
    大家对她父亲的景仰及对她以「热爱生命」写的文章的欣赏,为她开启了入门路,因此她成了父亲各世代同事们的学生,包括在禁止女性的年代—却很年轻便闯入这圈子的埃米莉亚帕尔多乌玛亮,以及认识也崇拜她父亲的年轻一代。
    《时代报》同事们,把她当作这工作的学徒,毫无保留地慷慨指导,不仅让她与国家存亡有了直接接触,也让她对自由主义思想更坚定,以思想自由为基础,同时对社会的不公正与侵犯人权怀有责任。所谓右派政党的「保守霸权」,进而促成政治暴力,使得这些情况最为显著,尤其在农村地区更是。
    此等现实情况导致了政变,让古斯塔沃罗哈斯皮尼亚将军的势力崛起掌权,他原则上承诺与所有政治势力合作,但随着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他的极右派态度终究转变成真正的独裁统治。但同时间,这军政府完成了许多对国家有重大影响的事迹,无论是在基础建设或是在科技上,带进了电视,政治上更在他当权时,开始让女性有投票权。
    独裁统治中止信息、意见及批评的运作,对媒体很不利。《时代报》是哥国最重要的报纸,也是她记者生涯起步的地方,但面临被政府关闭,而来自另一个城市麦徳林的《邮报》援助即到来。一群新闻撰稿人、知名漫画家及她得以存活下来,继续自己的工作,让被关闭的报纸能再次出现。
记者王子出现
    然而不幸的是,随着时间推移,独裁政权对自由及思想自主的迫害更加严峻,在1954年6月8日,一位右派年轻学子,被枪射中脑袋成了牺牲者。隔天,上万名学生示威抗议,导致牺牲者又多了千位年轻学子。
    面对这样日渐不稳的情势,各政党的头头,无论保守派或自由派,集结在一起一致协议商定一个政府,该遵守的和平制度来治理国家,应至少持续实施三任,每一任四年,直到1970年。
    协议持续期间,感谢报社长官的帮忙,让她的学习路得以继续,但要特别谢谢经验丰富的同事们,他们都是她的典范,在那她也接触到了广播及电视领域,后者的到来,是古斯塔沃罗哈斯皮尼亚将军政府—对哥伦比亚的积极作为。在那她认识了许多女性同事,当中有一位叫芙洛萝玫洛,她们一起出了一本名为《哥伦比亚的女人》的书,当中介绍了多位各层面的文化及政治界杰出女性奋斗历程。
    然而无庸置疑地,她原本的兴趣,确实是在平面报刊媒体,所以她才加入由杰出编辑阿丰索卡斯提亚诺组成的记者团体,定期探讨国家和国际利益的议题。不过在日常工作之余,他们也越来越熟悉彼此建立起友谊,过了多年都还持续连络。
    1965年中,在这些记者社团里,有新成员崭露头角,他们是三位大学生青年记者。第一位是安立奎桑多斯,他是某间报社社长的儿子,也是前哥伦比亚总统艾督瓦桑多斯的侄孙。第二位是丹尼尔山沛比萨诺,他是她父亲的记者朋友安德烈山沛的儿子。第三位是刘易斯·卡洛斯·葛蓝(Luis Carlos Galán),她当时不太清楚他的背景。
    最后这位刘易斯·卡洛斯·葛蓝,是何西安东尼·葛蓝后代的家族一员,哥伦比亚脱离西班牙独立革命过程中,最知名且令人尊敬的成员之一。不过有些事,让刘易斯·卡洛斯·葛蓝与别人很不一样,同时也挺有趣。刘易斯·卡洛斯·葛蓝很年轻时(年仅23岁),就开始在日报上处理敏感且艰涩的议题,并且成为董事会主席代理人,大家爱称他为记者王子。
    而刘易斯·卡洛斯·葛蓝,最引起她注意的,一方面是他心智成熟度,另外就是他热衷拥护自由主义理念。随着时间推移,这些理念,成为他走上政治生涯的基本动机,直到让哥国享有平等、正义及繁荣。不久他决定要推动一场学生运动,为支持自由派当时最重要的领袖,同时也是总统候选人的卡洛斯耶拉瑞斯德雷普,最后他于1966年赢得选举。
    同时间,刘易斯·卡洛斯·葛蓝加入了「议题及名号」记者友好社团,他们很常在报社附近城镇的不同地点、或自家里举行聚会。
    有天他们看见他手拿着一束玫瑰,带着失神的表情:因他女友玛蒂蕾猝逝。
    他们试着帮助他走出哀伤,但就在这件事发生之后突然间,卡洛斯耶拉瑞斯德雷普总统任命他—担任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哥伦比亚代表之一,该会议在1968年3月29日在印度新德里举行。
    几周之后,她们这些刘易斯·卡洛斯·葛蓝的朋友们,便开始收到他从印度传的消息,其中一则她收到的消息,他在里头大赞那个国家的美好,让她也萌生「未来某天」想去拜访念头。
    整个1960年代期间,她为哥伦比亚记录下许多重要事件。1961年12月,美国总统肯尼迪与妻子杰奎琳一同拜访哥国。1964年9月,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造访哥国。她与刘易斯·卡洛斯·葛蓝也一同报导了教宗保禄六世,1968年8月来访,这次工作对他们来说,可称是最愉快的工作经验之一。
    与「议题及名号」记者友好社团的同伴们,无论是在报社或各自喜爱的咖啡厅或各自家里,他们持续有聚会。刘易斯·卡洛斯·葛蓝回到哥伦比亚后几天,她回到家时看见他,正与她妹妹玛露涵及其他家人一起非常热络地在对话。刚走进家里,他劈头就跟她说,他很确定小时后就认识她了,「有天下课,她跑进一间花店里,要买一束宗教仪式需要的花,那时妳与妳妹妹就在那花店里」。他很确定就是格罗莉亚·帕琼。她惊讶的不知怎么回他,直到转换话题,谈她父亲过世之后,她们如何生存下去。
    她与刘易斯·卡洛斯·葛蓝的友情建立,其实是源自于他们同样欣赏一些作者的作品,以及之后对于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相同。
    刚开始他们仅是朋友的关系,但有天一位女性朋友告诉了她一个惊人的秘密,她说她很确定刘易斯·卡洛斯·葛蓝—对她的情感不仅只于朋友。几天后,他自己也对她坦白承认了,让她当时很不知所措。
    他们可能成为情侣这件事,在当时的传统社会是不被认同的,更不能称为所谓的「理想情侣」类型。主要是因为刘易斯·卡洛斯·葛蓝当时只有23岁,而她已31岁。还有,他才刚大学毕业,而她在《时代报》从学徒开始做起已过十年。因此,她当时没有其他想法,便回复他要「冷静分析事情」,但更加深彼此的认识。
    1969年初,有件新闻吸引了大众目光,她与刘易斯·卡洛斯·葛蓝非常热衷地追着新闻,就像着迷了般:征服外层空间与两大势力竞争,苏联让加加林与小狗莱卡上了太空,与美国研究让人上月球。
    1969年7月20日,她与刘易斯·卡洛斯·葛蓝在她家的电视机前,正准备等着看一出永生难忘的剧,他在那时候要她回复他的情感,想当然结果是继续悬而未决。几天之后她去了墨西哥,她在那又收到他来信问同一个事。她接受的方式,或许不太浪漫,但已准备好要更认识彼此,并在所有情况下考验彼此。
    1969年底,刘易斯·卡洛斯·葛蓝从哥国第十大城市—布卡拉曼加回来时,他与其他59位乘客搭的飞机,被劫机并飞往古巴。前后共僵持了三天,终于飞机平安无事的飞回来,刘易斯·卡洛斯·葛蓝身为记者,很急着想把消息传给负责的调查单位,但鉴于调查很缓慢,最后决定由自己来处理,并在《时代报》上发表了一系列内容报导此事件。
    由两大主要政党,每四年共享的政治联盟,国家阵线即将接近尾声,1970年的选举,将决定哥伦比亚民主的未来。 但发生了许多暴力事件,让民主的未来令人堪忧。古斯塔沃罗哈斯皮尼亚将军的下台,并与盟友建立了新政党,简称ANAPO的国家人民联盟,欲挑战总统大位。
百年好合携手奋斗
    大选结果得胜的是,保守派的米萨尔帕斯特拉纳博雷罗。从此,开始了一段对她俩都从未想象过的旅程,至少她自己是完全没料想到,因为新总统一上任,即刻任命刘易斯·卡洛斯·葛蓝为教育部长。她一边当着记者,也一边陪伴他履行教育理念,帮助经济弱势的年轻学子,以及把政策实行到国家偏远地区的必要性。
    从接下部长职位开始,刘易斯·卡洛斯·葛蓝,便不断面临抗争,首先是学生们,接着又是教师界。第一个事件发生在他去拜访国立大学时,现场秩序满布学生仇视氛围,又烧了他的坐车,接着是教师们无法理解—为何他要推动新法令.普及教育到偏乡。
    他们在许多场合都有提到的中心思想,就是政治教育是不可或缺的,让发展中国家的人民面临挑战时负有责任感;为此,刘易斯·卡洛斯·葛蓝就任命了左派青年:海曼阿雷纳来当顾问,他后来成了知名的ELN(民族解放军)的一员,但行动时在内部经历过挫败,随后以亲身体验发表了《游击队内部》一书。不幸的是,再平常不过的某天,才正要开始工作的海曼阿雷纳,在波哥大街头被谋杀。
    就快结束部长任期之前,刘易斯·卡洛斯·葛蓝向她求婚,她们便在1971年12月22日,举行了一场相当私人的婚礼。
    1972年年6月,刘易斯·卡洛斯·葛蓝被任命为哥伦比亚驻意大利大使,她便辞掉记者工作,离开待了19年的时代报,准备一起面对未知且无法预期的未来。
    他们的长子璜曼努尔·葛蓝·帕琼(Juan Manuel Galán Pachón)出生之后,刘易斯·卡洛斯·葛蓝立即到了罗马上任,一个月之后他们母子与他重聚,他就在哥伦比亚外交官员们协助及意大利官员们对「青年大使」惊喜关爱下,开始进行他的任务。1974年4月21日 ,总统大选获胜的阿丰索洛佩兹米契森,立刻继续任命他为大使。同年10月21日, 他们的次子克劳迪奥·马里奥·葛蓝·帕琼(Claudio Mario Galán Pachón)出生了,这次他们又能一直一起待在意大利。1975年12月,他们回到哥伦比亚,再次要面临全然未知的未来。
    他们再次重回新闻媒体,刘易斯·卡洛斯·葛蓝开始在「新国界」杂志社工作,这是由前总统卡洛斯耶拉瑞斯德雷普,也是他政治生涯的前上司,所创立并主导的媒体。她则在一家名叫「相关记者」的新闻社当主管。1976年6月4日,三子卡洛斯·费尔南多·葛蓝·帕琼(Carlos Fernando Galán Pachón),在她们位于波哥大北方的家中出生。
    当时已开始有暴力介入的艰困时期,但与1950年代那种两个执政党间的暴力不同,为了响应那些无法照顾人民秩序所需的体制,有人脱离法治成立了左派游击军,说是为了回归文明的生活,但却以谋杀方式进行。
    就在他们忙于记者工作及刘易斯·卡洛斯·葛蓝的政治活动之际,出现了另一个未曾料想到的敌人:毒枭及其党羽,以及与司法军警、游击队挂勾的维安军队。
    1978年刘易斯·卡洛斯·葛蓝因自由党提名,第一次参与参议员选举,那次参选让他们有机会认识了哥伦比亚的所有地区,不一样的政治家,是他的特色,因为他去各地不办演讲,而是去上民主课。同时间,他对执政党的评论,尤其是对自己的自由党的评论,总是爱之深责之切,因此造成了一股反对他的声浪,使他生命遭受威胁。
坚持反毒反贪舍身取义
    这些所谓的自由「正名」歧异,促使他们必须独立,并创建一个能依自己原则工作及付出的团体。因此,在为数众多的理念相同的追随者支持下,新自由主义诞生了,并在1980年初试啼声,提名参选首都波哥大市议会议员选举。
    以刘易斯·卡洛斯·葛蓝为首,有四位同党同志选上市议员,获得将近三万多票,对一个新政党来说,可说是「杰出」成绩。这次的成功经验,也开启了他得以参加1982年总统大选之路。
    他们的命运,尤其是刘易斯·卡洛斯·葛蓝的命运,在拒绝支持当时一位毒枭政治活动,就此被贴上标签,他是名气最大的毒枭之一,也在许多团体及政党有影响力:巴布罗·艾斯科巴。
    他虽大选失利,但得票率高达45.35%(260多万票),促使他持续着政治扫黑的活动,直到最后。当时的他,成了各毒枭头头的箭靶,胆敢对他们出手的法官、男男女女都一个个被谋杀,国内氛围已麻木不仁。此外同时间,由前M-19游击军成员重新整合成立的合法新政党「爱国联盟」,也成了受害者。
    对他们来说,最糟的是来自毒枭及军事主义者对军人及新自由主义党领导人的迫害及追杀。1984年4月30日,新自由主义党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也是创党成员的罗德里哥拉波尼亚遭到谋杀。
    两年后,新自由主义党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同时也是她妹妹玛露涵丈夫阿尔贝多维亚米萨遭到攻击,当时他正在国会捍卫引渡条款,由此可见毒枭的势力触及层级多高。
    但令人发指的是吉勒摩卡诺的谋杀事件,他是当时最重要的记者之一,更是《观察者日报》的社长,常在报纸专栏「随手笔记」上严厉批评毒枭。1986年12月17日的下午,就在他完成一天的工作,走出报社时,被谋杀身亡。
    这事件让刘易斯·卡洛斯·葛蓝停下脚步,认真分析身处环境,因此他们决定要离开一阵子,好好冷静地分析情势,再作最后决定。几天之后,他去了伦敦,到牛津大学进修并教书,而她则留下处理新自由主义党务活动,不过更重要的理由是要留着照顾三个小孩,让小孩上学。3月时她去看他,他告诉她,他决定答应参加一些欧洲国家的活动,准备马上回哥伦比亚。
    1987年6月时刘易斯·卡洛斯·葛蓝回国,带着继续抗争的决心回来,但带着新自由主义的宗旨,答应与他长久以来不断批评的对象,官方自由党合作。当时的他很确信,只有这么做才能达到翻转哥国走上自由民主的目的,之后党接受了他及一些他的追随者,并推举他为总统选举候选人。
    事情发展的太快,随着支持度上升,他的安全更受威胁,而负责保护安全机构的疏失,导致她们必须承受巨大痛苦。
    1989年8月18日,在远离首都市中心一个名为索亚查的地方,正举行一场支持者造势活动,约定时间到时,他与儿子们道别,祝福他活动成功。但是一小时之后,在家等着他的他们接到一通电话,电话那头说着他遭到攻击,他们一直害怕发生也不愿意接受的事实,还是发生了。
    确认刘易斯·卡洛斯·葛蓝已死亡时,她与儿子们也下了决定,不能让事情就这样不明不白地算了,即便仍在慌乱不知所措之中,她与孩子们始终坚持到底:要努力继续贯彻执行他的理念,更要争回公平正义,让杀人犯受到惩罚。
    那时的他们需要远离伤心地,刚好比尔西略巴科当权的政府—任命她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使,所以她带着孩子们立刻出国,在巴黎远方持续监督着司法程序进展,事实迟早会真相大白。
    刘易斯·卡洛斯·葛蓝遭谋杀后,就这么过了三十年,正义终于听见了他们的坚持,事实渐渐一层层被揭穿并定罪,造成他被谋杀的,是当年负责刘易斯·卡洛斯·葛蓝安全保护单位的主管,以及与毒枭挂勾的政客。而调查还在持续进行中,因另有其他可能嫌疑人。
全球终身记者的典范—格罗莉亚·帕琼受访实录
    2019年8月18日,格罗莉亚·帕琼发表《8月18日》巨作,揭开哥伦比亚准总统的丈夫刘易斯·卡洛斯·葛蓝30年前被毒枭勾结司法军警人员、游击队暗杀真相,综合哥国《时代报》(EI Tiempo)等多家传媒访问纪录:
    「尽管我担心丈夫刘易斯·卡洛斯·葛蓝的职务危险,但如果他没有坚持他的理念,那他就不会是我们所认识的刘易斯·卡洛斯·葛蓝了,我目前不遗余力的,想保留刘易斯·卡洛斯·葛蓝的记忆,带给哥伦比亚希望」
刘易斯·卡洛斯·葛蓝逝世已经30年了,这个事件仍然困扰着整个哥伦比亚,您对此有何看法?
    A: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悲痛与不舍。一方面,刘易斯·卡洛斯·葛蓝的过世,使我沮丧,另一方面,他的思想,他的遗产和他奋斗的原因,仍然是令人兴奋,我们尚未实现,但我们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说: 刘易斯·卡洛斯·葛蓝的理想,已经在哥伦比亚实现。
在这30年中发生了什么变化?
    A:如果我们谈论哥伦比亚,它已经取得了进展。但是,还有一些问题,如毒品、贪污、教育等正在恶化。
您对刘易斯·卡洛斯·葛蓝的记忆,如何改变了孩子?
    A:我们始终牢记这一点。我们始终记得他的理想—反毒反贪.扎根教育.成立「拉丁美洲联盟」,他的政治,他的简单生活方式的许多细节。对我们来说,他将永远存在。能够与他分享,我感到非常高兴。我的孩子是刘易斯·卡洛斯·葛蓝价值观的复制品。
刘易斯·卡洛斯·葛蓝具有强大感染力和说服力。那是他性格的特征之一。有甚么具体意义呢?
    A:我们坚信必须捍卫刘易斯·卡洛斯·葛蓝的理念和宗旨,我们正在努力为这一目标做出贡献。
刘易斯·卡洛斯·葛蓝的哪些思想至今仍然可以应用呢?
    A:在许多尚未解决的层面—反毒反贪.扎根教育,依然是可以应用的,还有哥国的政治文化,不是以人民为中心的-这样的政治文化,已荡然无存。
是什么让刘易斯·卡洛斯·葛蓝的形像在这30年中得以延续?
    A:刘易斯·卡洛斯·葛蓝永续反毒反贪、扎根教育的行动,有能力吸引非常特别的一群人,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迄今特别记住他。他触动了人民的心。显然,他未完成的遗志,对哥国各界仍有号召力。
「不单是从新闻工作中找到共鸣,从根本上说,我们被政治理想联合起来的...。」
您是如何认识刘易斯·卡洛斯·葛蓝的?
    A:我已经在报纸《时代报》(EL TIEMPO)工作10年。1963年,刘易斯·卡洛斯·葛蓝开始工作,他是一位非常年轻的记者。我们的友谊在那里开始的,尤其是因为我们从根本上,在政治问题上面非常认同彼此观点。他非常自由主义,我也是。对话使我们走到了一起,并使我们进一步步入婚姻。
那些初次相遇如何?
    A:刘易斯·卡洛斯·葛蓝在个人生活上非常害羞。当我们谈论政治、文学、国家的问题时,他非常具有表现力和说服力。但是在个人事务上,他非常害羞。
是什么让您爱上了刘易斯·卡洛斯·葛蓝?
    A:他的气质、行为方式、思想。我认为所有能识别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吸引了我。但是我总是有一个问题:我是什么地方吸引了他?我从来不知道。
刘易斯·卡洛斯·葛蓝,是如何征服您的?
    A:既不是送了鲜花,也不是请喝咖啡。有一天他告诉我他爱上了我,我们应该继续前进。我坠入爱河,就像哥伦比亚人民被刘易斯·卡洛斯·葛蓝感动一样,是因为他的才智、和他的口才。他是有生活品味的人,也是一个非常随和容易亲近的人,在家庭中,那加深了我们彼此之间的爱与欣赏。
在家中您们如何谈论政治呢?
    A:我们对政治,总是就事论事,我们一致同意:要改变毒枭治国。唯一的是,我非常关心刘易斯·卡洛斯·葛蓝处理政治问题—知其不可为而为.勇往直前的方式。我很担心,因为我认为这可能会导致报复。
您们的家庭生活如何呢?
    A:他没有太多时间陪伴孩子们。因为政治活动,没有留下太多时间。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也让孩子们陪同参与到政治活动中,在每一次的竞选活动,孩子们陪同我们参加了所有巡回造势活动。因此,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三兄弟也开始涉足政治。在家里,我们花了24小时思考政治。
担任教育部长时,汽车被纵火事件如何影响您们呢?
    A:他被任命为教育部长后,便去了国立大学与学生们进行了讨论。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因为当时存在许多误会和许多抗议运动。然后,汽车被完全纵火了。这是我和他第一次的可怕经历。
您是如何体验竞选活动的疯狂的?
    A:我们参与其中,以至于我们觉得这并不奇怪。对于孩子们来说,有时候很难,但是我们不仅接受并享受它,而且他们觉得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刘易斯·卡洛斯·葛蓝和他的孩子们有什么关系?
    A:他只有很少的时间,但充分利用了这些时间,以至于给我们留下了一些从未忘记的教训—反毒反贪.扎根教育,并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您们家庭中的休闲活动?
    A:我们对体育运动特别钟情。刘易斯·卡洛斯·葛蓝做了大量运动,但运动使我们乐在其中。例如骑自行车,我们会坐下来观看自行车比赛,奥运会,我们会作为一个家庭参与其中。对于我们来说,这一直是我们与孩子之间关系的最重要记忆之一。
    孩子上学时,葛蓝父亲会在早上五点起床和孩子们一起用早餐,因为孩子们必须在五点三十分离开子家前往学校。我也经常去学校与老师交谈。我们与教育学院有着非常特殊的联系。
在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时,他是否很固执?
    A:今天很难对此进行分析。但这就是他的性格,因此很难改变它。如果他没有那么坚持,他就不会是我们遇到的刘易斯·卡洛斯·葛蓝。
您是否曾经认为必须抛弃政治愿望以避免失去父亲和丈夫?
    A:我不会这样去思考。这就是我的丈夫,他的风格、他的步调。
最后一天818日过得怎么样?
    A:我们会有担忧,但实际上是很平常的一天,与其他日子没什么不同。我也不认为刘易斯·卡洛斯·葛蓝会认为有意外会发生,而我也不认为。事实是,我相信人们簇拥他的方式,让他觉得应该不会有意外。
在事发前几天,他是否提到自己害怕?
    A:他没有公开告诉我们他害怕。但事实是我确实感觉到了。他的确向许多朋友表达了这一点,但他始终努力减轻我们的恐惧。
哥伦比亚可以从刘易斯·卡洛斯·葛蓝身上,得到什么启发?
    A:做政治的一点方法。需要像他这样的政治家—全心全力反毒反贪·扎根教育,人们必须致力于他的理想,大家一起翻转国家新生命。
用一生去开创—葛蓝三兄弟不负众望继往开来受访实录
    1972年出生的长子璜曼努尔·葛蓝·帕琼,曾任哥国教育部副部长、总统府青年基金会执行长、驻英国公使、四届参议员、参议院宪政委员会主席以及外交委员会主席、现任自由党执行主席。
    1974年出生的次子克劳迪奥·马里奥·葛蓝·帕琼,现任非政府组织NGO执行长,带动哥国各地青年成立青创工作站,期许在交易平台、支付、物流、云计算、大数据等新经济创新,要迎头赶上世界。
    1976年出生的三子卡洛斯·费尔南多·葛蓝·帕琼,现任波哥大市议会议长,他虽以些微票数,与波哥大市长宝座擦肩而过,仍坚持秉持家父遗志,全力义助第一位女市长克劳蒂亚·罗培兹·赫南德兹,共同建设波哥大为哥国首善。
葛蓝母亲如何面对丧夫之痛,适应巴黎生活?
    A:主要是靠工作来疗伤,担任哥国驻法大使,也身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她对媒体、教育、文化工作都非常感兴趣,她也成为教科文组织与哥伦比亚合作的桥梁,更担任该组织执委会,非常积极参与,发起「为和平而教育计划」,在15年的工作经验中,让很多冲突地区国家很扎根教育、远离毒害。
    她除了专心工作来疗伤,同时她妹妹被绑架的遭遇,也让她站起来,对抗这个问题!因为麦德林集团也参与绑架行动。我们阿姨玛璐涵.帕琼被毒枭绑架的故事,也被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奎斯,写入他的晚年著作-绑架新闻。当时不只是我们阿姨,还有一群记者、政府高官家人也被绑架,所以给了哥国政府很大的压力,需要全心全力对付毒枭。我们三兄弟认为法国巴黎,是一个很棒的地方,能够让我们一家人疗伤。
您们家庭互动状况?
    A:在刺杀前,我们一家人,都是以为父亲的工作生活中心,我父亲很积极参与在政治活动当中,1978年成为参议会议长、1982第一次参选总统、1988第一次市长选举,1989二次参选总统(70%支持率)…等。
    我们三兄弟轮流和父亲到处跑,我们家算是中产阶级,父亲总是告诉我们,他的理念和政策,包含如何改善哥国偏乡教育、消灭毒枭、毒品和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因为哥国山多,每个聚落是相当分散的。这些理念还包含民主发展,还有促进拉美国家的团结,就像欧盟的成立一样合作、支持的「拉丁美洲联盟」。
父亲被暗杀之后?
    A:最显著的影响,是生活的改变,因为我们生活大小事,一直围绕着父亲的事业,也就是政治运动。父亲有非常独特、有影响力的性格,也是为什么哥伦比亚人民会爱戴他。直到如今也是如此,哥国广大人民也很失望,因为我们父亲所凝聚的希望破灭了。
    到了巴黎,我们得转学,重新开始学习法文,我也需要开始准备申请巴黎大学,这是非常困难的,我不懂如何说法文,要准备资料也是很困难的,但我弟弟在巴黎念高中,适应的就比较好。
母亲离开巴黎,返回哥伦比亚的生活如何?
    A:母亲是非常活耀,也涉足了许多不同领域,包含政治、还有新闻界、国际公益活动,她有身为媒体人的直觉,她也和很多人探讨目前政治问题,也帮助支持了我们三兄弟从政这条道路,给了许多宝贵的建议。
    2019年,母亲刚完成的这本书《8月18日》(刚好是我们父亲被暗杀30周年),她在这个过程中也非常不容易,因为要到处去查找数据,30年如一日来完成这本书。
    我们三兄弟,都在帮忙她回忆,来完成这本书,母亲现在虽然退休了,但还是非常积极在阅读、写作,特别关心哥国以及全球反毒、反贪、教育等等议题。
母亲对哥伦比亚这个国家,有没有什么愿景和期待呢?还有对于你们的盼望?
    A:我母亲的一生其实是非常辛苦的,由于我们外祖父车祸早逝,她还得辍学工作,为了她和她的家人。她本来是在加拿大念大学的,因为外祖父是一个非常知名的记者,是家人唯一的经济支柱,所以她不得不辍学返家,一间扛起家庭重担。
    母亲一开始是以经营花卉店为生的,有一天,父亲小时候,要到花店买花送朋友,就这样初次认识了我母亲;后来我们父母都到了波哥大来,在一家报社再次见面,就坠入爱河了。我想我的母亲,是一个对哥伦比亚非常乐观的,显然哥伦比亚不只有战争和大毒枭,还有虚幻和现实的文学;因为在她的生命中,经历了这么的磨难,她还是很积极、乐观、正面,去解决目前困境。
    她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女人,特别是小时候,我外祖父,是以一个教导儿子的方式,在教导我母亲,要能够承担责任,勇于面对挑战。我想这样的教育方式,对我母亲的性格,也是有决定性的影响。让她总是向前看,也希望我们三兄弟传承父亲的遗志,把哥伦比亚建设成一个现代化、民主化、平等、正义的国家。
    目前哥国的困境是贫富差距,我们希望哥国成为一个平等均富的国家,让每个国民都享有食物、医疗、教育等等权利。
    所以她也不断鼓励我们用一生去开创,继承父亲遗志,参与公共服务,转化国家、改变世界。